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创新精神，在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新，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创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是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创新，“一国两制”也是创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全过程可以看到最大的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是创新精神的倡导者，又是创新精神的实践者。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辩证的创新思维，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崭新的理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来说，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农村完全不同的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断创新结出的硕果。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现成公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全新的科学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完全崭新的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论来说，是与以往的概括不完全相同的崭新的概括。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把生产力摆在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针对以往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念，针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抓住了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环节。因为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起点。邓小平的新概括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最根本目标，是对生产关系的突出描述。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根本原则。邓小平的新概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手段和终极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把握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同样，邓小平在理论上的创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现成公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两大创新理论体系，才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创新呢？社会实践的发展是创新思维的源泉，而知识、经验则是创新思维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内容极为丰富，又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所以不断创新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大特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实践紧密联系的、革命的、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因此，创新是它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投身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在这个创新的过程中，一切国际学术新成果都没有逃出他们敏锐的视野。英国的达尔文主义，美国的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德国的毛勒关于日尔曼土地制度的巨著，俄国的柯瓦列夫斯基对原始公社制的最新探索，等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每一划时代的发现，都受到他们真诚的欢呼，并为他们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养料。古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富于创新的奥秘所在。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特征决定了以它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必定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党，但这是有条件的，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凝固不变的教条，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词句来裁剪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窒息了创新精神，给革命带来损失。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屡次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其根源即在于此。
    上面说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目的想使研究者加强创新意识。研究创新的历史，自己创新意识不强，实在说不过去。而要加强创新意识，树立创新精神，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高认识，克服不正确的观点。
    那么，从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现状来看，有哪些方面可以创新呢？
    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中共党史学一般比较注意借鉴历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近年来，又广泛从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吸取养料。应该说，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但是，时代的需求是不断发展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不断创新。其中，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其他学科的指导思想，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则不同，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具体指导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就凸现出来。显然，这一创新，对中共党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最突出的创新，是需要更加多样化，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的。目前探讨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的已经运用于党史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数还处在引进、学习阶段，有的也只是搬用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这当然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新方法的传播，既在于宣传，更在于实践。只有用新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开拓出以旧的历史视野和方法所无法提出的新的重大选题，或者对一些原有的重大选题作出比用旧的视野和方法所得成果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这样的方法才能为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所接受。另外，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上，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然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吸收。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各学科、各领域的交互影响，尤其是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正日益加深。列宁在20世纪初写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已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马克思时代就存在，而且在20世纪初，“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今天，自然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被西方学者广泛地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果，诞生了许多边缘、交叉学科。如何认真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中的有用部分，进行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将是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研究角度的创新，是中共党史研究创新的重要方面。前些年提出的社会现代化角度、社会史角度，虽然已被一些研究者所接受，但由于其难度较大，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深度还很不够。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这些角度仍算是新角度，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创造出更多的成果。当然，新的角度还需要不断开辟。譬如，从人类学的角度，从文化学的角度，都可以研究中共党史。这些新的视角，能够更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又如，从国情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本来不能算作创新，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一点也离不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但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则不同，研究者并没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性质，作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概括和准绳。其实，50年代中期，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就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特征、基本路线和纲领去衡量这个历史发展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地位、作用、价值。改革开放的历史应该这样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十年的历史也应该这样研究。因为那时候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以，从国情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也是一个新的角度，应该坚持和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