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共两党在1927年关系破裂之后，走向坚决对抗并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军事围剿，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1934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仓促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部队尾追堵截形势下，中共革命力量面临极为严重的危机。这时，中共最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安顿下来和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经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终于建成抗日的新堡垒。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发表了坚决抵抗侵略和保卫苏维埃的宣言。但是，中共中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认为日本是将中国东北作为跳板去进攻苏联，因而也提出过保卫苏联的口号。其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侵进入华北，中共不断发表宣言动员民众抗日，并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那时中共的基本立场还是“抗日反蒋”，国共双方仍势不两立。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随着华北地区抗日形势的演变，中共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逐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过程。1935年冬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酝酿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纲领，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没有共同的指导纲领。第一次合作是党内合作，第二次合作是党外合作。因此对双方都没有制约的规范和措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公开活动并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但从未放弃过反共。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政治路线的成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表现在对待与国民党的多次摩擦方面，共产党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团结抗日的宽阔胸怀。
    国民党蒋介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对日方面基本上采取妥协、退让，通过谈判求得解决的方针。蒋介石对日本坚持灭亡中国的本质认识并不清楚。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才逐步走向团结御侮的道路，并积极进行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明确转变，体现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他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毛泽东称赞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和许多国防措施“是值得赞许的”，“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后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文章中，“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到积极抵抗再转向消极抵抗的过程。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对中共和日军侵华的态度有所变化，这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必然无疑，国共双方均在考虑未来中国的前途。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兵力已严重不足，中日双方的战略优劣势已在发生变化，可是蒋介石未能抓住时机多方展开攻势作战，相反随着战略保守主义的增强，尽管国民党官兵能英勇作战，但仍避免不了打败仗的命运，豫湘桂作战即是典型的事例。但是，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仍坚守抗日阵营，这一点须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过去，我们将这两个战场称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共所统辖的部队也曾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也曾辖有两个敌后战区即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也有相当一批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
    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打击，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所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反之，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各支部队与日军的多次大规模作战，牵制众多敌军，则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日军打击、摧残，将更严重。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两个战场上国共双方军队在对日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贬低甚至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不客观的。
    两个战场的划分，主要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最初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均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共所属的第八路军（辖第115师、120师、129师）在正面战场配合友军作战。譬如在山西战场，在长城抗战、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中，第115师、120师、129师分别在国民党部队的侧翼配合作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山西战场的作战是国共双方军队相互配合最好的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其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地区国土不断沦丧，中共改变战略将主要军事力量挺进敌后作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共双方已经很少有战役上的配合作战。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以数十万兵力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即豫湘桂作战），国民政府的主要兵力已被压到华南及西南地区。这时，中共军事力量在北方诸省敌后牵制大量敌军，在大的战略上配合与支持了国民政府所辖部队在南方的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主要进行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主要对敌人进行骚扰、破坏等活动，对战争只起辅助作用。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它具有战略意义。中共兵力弱小、装备落后，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在其所进行的数万次大小战斗中，积小胜为大胜，起着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的重大作用。
    而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起着主战场的作用。在22次大战役中，虽然较多的打了败仗，但是也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有的战役，战略战术运用很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如台儿庄战役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实现战役胜利的典型，可惜这类战役在抗战时期太少了。也有些战役打得十分渗烈，如淞沪战役、忻口战役和常德战役等。我们经常批评的豫湘桂作战，虽然国民党当权者有消极避战思想，但是国民党的官兵作战仍十分英勇。衡阳战役，中方以1个军的兵力与敌4个半师团激战47天，我方官兵伤亡殆尽。国民党杂牌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种种矛盾，但是大敌当前仍能团结御侮。从民族战争的视野全面考察两个战场的关系并给予科学的定位，仍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