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入公开的援蒋内战后，对于援蒋的方式和程度，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分歧。随着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美行政当局与国会中的亲蒋势力的公开辩论达到高潮。国会最后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比较接近政府的有限援蒋的立场，即在抢救沉船时要量力而行，并要留有脱身的余地。（注：袁明：《从1947-1948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美国政府在1948年秋冬已开始考虑脱身问题，它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关于扩大援助的要求。研究者一般认为，1949年 1月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设法摆脱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但艾奇逊的政策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总不能及时付诸实现，结果使自己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注：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6章。）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制定战后对美政策有一个基本设想和信念，即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但蒋高估了由他领导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美蒋关系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路径选择，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矛盾。（注：饶戈平：《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载袁明等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一些研究者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华劝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并有人回忆曾亲自听到毛泽东的有关谈话。（注：向青：《关于苏联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但另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否认有此事。（注：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问题》，《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人物》1988年第5期。）1994年， 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 斯大林电文的基本精神是不赞成和谈，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研究者据此认为，所谓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注：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译析》，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3、若干专题史研究
    香港史研究8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明了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后，对香港史的系统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纷纷问世，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具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注：刘蜀永：《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
    澳门史研究这也是8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1887 年后澳门的地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有的说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注：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陈诗启：《海关总税务司对鸦片税厘并征与粤海常关权力的争夺和葡萄牙的永驻澳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另有学者认为， 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但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注：黄鸿钊：《澳门问题的历史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租界史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对租界各项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的研究。关于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注：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注：张仲礼等：《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 期； 周积明：《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江汉论坛》1997年第6期。）
    传教士研究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专著有：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多数学者认为，对传教士的活动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注：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
    近代外交制度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和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有部分涉及。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