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注：陈绪文：《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1991年，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后来，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注：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注：张静如、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服务（注：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注：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长白学刊》1989年第1期；汤立双：《关于系统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断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齐鹏飞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是线性思维，存在静止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如运用非线性思维，即系统理论，就可以避免这种弊病，透视出线性思维下不能分析出的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整体涌现性以及系统的多样性、多向性、多变性和非加和性、非一一对应性、非“非此即彼”性。因此，面向新世纪的中共党史学欲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谋求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目标，必须进行由线性思维向非线性思维的转换（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侯且岸提出，应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取向。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中共党史与文化的理路，揭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阐明中共党史与先进文化的关系。这样做，无疑将拓宽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也将激活中共党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联系，构筑新的学术基点，走向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学术相联接（注：《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杨凤城提出，应建立两套规范和话语系统。他认为，因为中共党史研究有资政育人和文化学术两种功能，所以应该有两套规范和话语：一套是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话语，一套是适用于知识研究的规范、话语。前一套规范、话语主要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事实上是把研究材料当成了结论，没有从材料中跳出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术研究中，应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龚育之还论述了在写作党史著述中应解决好的十个关系：一、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写历史的统一；二、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三、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四、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五、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六、用广角镜头写历史和用特写镜头写历史的统一；七、叙述历史和议论历史的统一；八、观察国内和观察世界的统一；九、写成绩和写失误的关系；十、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注：《理论·党性·方法--龚育之谈建国以来党史的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7期。）。
    另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广泛吸取传统史学、西方史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谢荫明提出，要重视和引进六种研究方法于中共党史的研究：（1）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2）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将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诸多其他学科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3）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4）历史计量研究法。（5）比较研究法。（6）口述史学（注：转引自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36页。）。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我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美国称为瞬时史学），心理史学方法（又称心态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注：《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