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包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理论研究和对历史学自身反思性研究的史学理论。本文所述涵盖的面既广，涉及内容又多，故只能以极粗的线条为近20余年来中国（不包括台港澳）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发展情况，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疏漏之处，当所难免，尚祈大家鉴谅并赐教。
    20年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大体包括；对“文革”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命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与突破；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文革”前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突破；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历史理论命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与突破
    1.社会形态理论。
    文革前，人类历史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五形态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用郭沫若的话说：“在今天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了”（注：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新时期以来，仍有不少学者坚持五形态说。有的学者基本坚持五形态说，但在常规性形式之外，又附以各种变异性形式。更有相当多学者对五形态说提出质疑。理由是其一，从历史事实本身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的民族完整地经历了五种形态；其二，五形态说并非马克思提出的，而主要是斯大林提出的，最多可追溯到列宁、恩格斯。也有学者认为，即使是马克思提出的，也只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一家之言，仍可以根据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向重新加以探讨。因为否定五形态说并不等于否定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基本规律。于是出现了吴大琨的六形态说。胡钟达的四形态说。罗荣渠根据一元多线说勾划出的社会发展图式大体同于四形态说，也不尽然。还有许多青年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三形态说。更有学者提出，划分社会形态可以采取多种标准，既可以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作标准，也可以按社会经济形式作标准，也可以根据人的发展状况作标准，还可以按照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应的产业结构作标准，这样便可以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多角度、多侧面的阶段划分，等等。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上，新时期较文革前可以说有了突破性进展。但对社会形态发展真正根据基本历史实际进行深入研究以作出言之有据的理论概括，则嫌不足。与社会形态探讨相关连，学者们还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历史规律以及历史规律论和历史选择论的关系。
    2.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问题20年代便已开始探讨。50年代提出的见解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说、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特殊经济形态说、铜器时代的部民社会说。新时期除有些学者继续坚持并发挥以前的一些见解外，又提出了各种新的见解，如左文华的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混合形态说；庞卓恒等的东方型封建社会说；赵俪生的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混合形志说，即“互相粘连”说；吴大琨的原始社会后、奴隶社会前的独立生产方式说；于可、王敦书的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的特大混合形坊说；赵克尧等的前资本主义各阶段社会依附说。佘树声的从确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还有学者提出亚细亚发展方式不过是马克思在长期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使用的一个假说，并非是一个科学概念。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以前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照我看，依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以得出相应结论，比争辩这个概念，将会更加有益于历史研究的。
    3.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研究。文革以前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散的理论探讨，主要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当时提出的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新时期梁作干继续沿着原先的基本思路，但运用中外历史比较方法，在1982年提出了东晋封建说。1988年，否定中国存在奴隶制的朱春荣认为原始社会解体后，中国经历了宗法奴役制社会、国家贵族所有制社会，到中唐进入封建社会。田昌五则认为中国古代经历的是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帝制时代。更有年青学者提出先秦是世袭社会，秦汉至晚清是选举社会。对于中国近代史， “文革”前基本上看作是革命史，对1840 到1919年的近代历史已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的固定框架，新时期则有学者提出四个阶梯说等，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已引起史学界重视。
    4.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文革前不少学者已对此各自作了一些探讨。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规模更大，论著更多，角度更新，而且不同意见之间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对于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新见解至少有：其一，董楚平等认为农民战争的破坏及其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其二，陈平等则从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来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其三，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其四，刘昶则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去探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其五，程洪等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寿命；其六，傅筑夫等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其七，胡如雷等则认为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它极富弹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以上各种见解，有些相互对立。其中许多见解都受到不同见解的批评。还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不过是一个假问题。
    5.关于历史发展动力。“文革”以前，除极个别学者提出过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动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主要动力外，只有阶级斗争是文明史发展动力，则占了绝对支配地位。新时期开始不久，便开展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大讨论，除极少数学者仍坚持阶级斗争是真正动力外，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认为阶级斗争是唯一动力了。学者们在新时期提出的见解有：刘泽华等认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林章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赵吉惠认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戎笙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其具体体现形式则有多种；田崇勤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严钟奎等认为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俞兆鹏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我认为最值得重视并有可能作为此问题进一步讨论基础的则是伍宗华等提出的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陈依元等提出的历史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蒋大椿提出的凡是直接地或归根到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阶级）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注：借此机会顺便说明一下，我的提法如果简化，可称之为人（阶级）的实践动力论。但不止一种著作在介绍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时，说我的观点是“客观的社会需要说”，这种概括不仅不准确，而且有违我的观点，特此申明。）。可见新时期对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是大大拓展了。
    6.关于历史的创造者
    “文革”以前流行的见解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许多论者实际是说只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1980年开始便不断受到人们质疑，到黎澍的文章以更鲜明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时，在新时期引发了有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学者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黎澍、蒋大椿批评了人民群众是过去历史的主人以及只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既没有事实根据，又缺少理论根据。新时期除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外，提出的新见解有：黎澍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一定条件制约下人们自己创造的。此前余霖等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涵义与此相近；蒋大椿提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完整认识的三个层次说；邓友平等提出人类历史是由社会合力共同创造的；郭瑞祥则提出从广狭两个涵义来理解历史创造者；黎明提出给人类社会系统信息量增殖做出贡献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并自称此说为“新英雄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是整个学术界对主体研究的重视在历史学领域的反应，对历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7.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
    解放后到文革前，曾经有过两次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热烈讨论。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讨论，没有以往热烈，但对问题的认识则较以前有很大进展：其一，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苏双碧、肖黎提出以气节观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简桐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三条基本标准为：一是注意对物质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二是注意对精神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三是看历史到达前进与后退关键时期历史人物发挥了什么作用。吴廷嘉则提出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多元统一论，要求从社会各个领域开展对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作用的多方面价值评判。另则历史作用是一个过程，存在着当时社会效益与长远社会效益关系，也需要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与统一。其二，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除以前传统方法外，新时期还引进和探索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系统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社会学方法，“前进”与“逆溯”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说来，降大任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用阶段论。黄椿则提出横向的方面论与纵向的阶段论结合。项传淳等则提出应将阶段论与综合论相结合。郭卿友则提出注重“历史条件论”，并与阶段论、方面论相彰为用。胡如雷还提出过运用“角色”原理研究历史人物的设想。
    另则，在历史上民族关系、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理论认识上，新时期也有新的探讨。农民战争史理论的探讨，新时期初颇为热烈，其后显然较“文革”前冷落，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使然。但在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农民战争历史作用、对农民战争后新王朝所实行政策的理解等，都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见解，限于篇幅不再细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