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化陋俗文化发生了空前的令人瞩目的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置于近代社会的框架之内加以考察，就很难揭示其深刻而又真实的文化意义。若把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置于人类精神进化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真谛所在，即国人正欲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进而达到人的新一层次的自身觉醒。
    1.人类精神的第一次解放。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的自身觉醒，即人的精神进化或精神解放反映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人类相对摆脱了自然（神）的束缚，开始看重和强调人类本身，确立了人类的优越和中心地位，人获得了整体的相对自由；第二，个人相对摆脱了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开始注重和强调个体的价值，确立了个体的人身地位，从而获得了个体的相对平等和自由；第三，个人相对摆脱了自身的束缚，开始注重个体的异化，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使自身的肉体和精神相对分离，个体获得了精神异化的相对自由。在茫茫大地上，自从有了人，便开始了人类精神的进化过程。人类最初的精神状态是极为自卑的。当人类刚刚脱离了动物界，刚刚睁开人类自身的眼睛，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迷惑、朦胧、模糊而又难以理解的大自然，就如初生的婴儿面对大千世界。最初人类由于智能的卑微，思维的低下，语言的贫乏，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缺乏深厚积累，因而无法抗拒大自然的神威，他们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对自然的恐惧和畏怯，进而对“伟大”而又“崇高”的自然（神）产生一种真诚的崇拜和敬慕。人类在自然（神）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和渺小。在这种自卑心态下，人类心悦诚服地顺从着自然（神），任它摆布。东西方的各类神话故事，自然崇拜及其对早期帝王的神化都表现了最初人类精神对自然（神）的臣服。所以人类要觉悟，人类精神要进化，首先就要打破这种上下尊卑的人神关系，摒除自卑，确立人类优越的心态。当人类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到了历史进化的“轴心时代”，终于迎来了人类自身的第一次觉醒，开始了摆脱自然（神）对人类的精神统治，确立人类优越地位，从而获得人类群体相对自由的历史过程。
    所谓“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200年间人类精神领域发生无与伦比的成就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时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对这一问题作了精当的分析，他说：“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时代……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1]（P69～70）人类在“轴心时代”为人类社会本身作出了两方面的突出贡献。
    首先，确立了人类整体的自我中心地位。人类的这一觉悟是以人类整体几十万年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是人类自身觉悟的一个难以名状的伟大创举，并非今人所想的那么简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几百万年前人类出现之后，经历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并创造了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随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和爱琴海地区等世界文明摇篮。埃及创造了文字、宗教、文学、建筑、雕刻、绘画、科学等古代文化；巴比伦也创造了文字、宗教、文学、科学等辉煌的古代文化成就，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希腊和罗马；爱琴海地区创造了克里特文化；印度创造了哈拉帕文化；中国则出现了古老的黄河文明，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人类在求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自然和人类本身，逐渐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并把视线从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开始了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活动的突出成果，就是造就了国家。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过程的巨大转变，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飞跃。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能够治理和摆布人类自身的突出标志，是人类社会“秩序”的保证，是人类自身非凡智能的体现，反映了人类自身的一种自信。埃及和巴比伦地区大约在公元前40世纪末出现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印度的最古国家出现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1世纪。经过几十万年的努力，到“轴心时代”，人类以往昔漫长的社会实践经验为基础，面对自身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智能：人并非一无所能而须完全听命于神灵摆布的被动物，人是可以借助自身能力而掌握自己一部分命运的。人有着高于其他生物的天赋和能力。《荀子·王制》对此作了深刻揭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类作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的生灵，乃天下最宝贵之生灵，从此人类获得了高于一切动物、植物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不仅如此，由于人类的文化创建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主宰，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自然神灵的束缚，从而多少动摇了神灵主宰宇宙万物的地位。人从依赖、尊崇和敬慕神灵的虚幻中渐次走出，开始寻求人类优于神灵的一种精神自由。中国春秋时代的人们对此已有了深刻领悟，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18年》）；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些先哲的深切体悟是人类精神进化的集中反映，是人类自身觉悟的第一次飞跃，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自我解放，是人类中心地位的自我确立。自此，人类开始从敬畏神灵转向注重人类自身，开始注重人群的内部关系，人际关系，人伦关系。这正是“轴心时代”人类作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
    既然人类是高于其他动植物并能摆脱神灵、主宰自身命运的生灵，那么就应当充分发挥人类整体的作用。而要发挥人类整体的作用，那么关心人类自身、关心人类生活、关心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就成为人类思考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人可以摆脱神灵，人已经无可否认地优越于其他生物，世界已经发展到了重新规定人的本质，发展到了重新规范人伦关系的时代。正确规定人的本质和调节好人类关系有着保障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为这一意义的实现，调节人类内部的人伦关系就成了要求解决的首要问题，人伦文化因此诞生了。人伦文化的诞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使人类从此沿着自己创建的人伦文化范式向前迈进。这种人伦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要遵循基本的规范和原则，即要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从而发挥个人的社会义务，达到社会稳定，并在稳定基础上求得发展和进化，最终达到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向高层次发展的终极目的。这种人伦文化在轴心时代的中国发展得尤为典型，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和文化典籍的编纂是中国人伦文化诞生的标志。它既是对以往社会存在的总结，又是对未来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与希望。在《易》、《诗》、《书》、《春秋》、《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仪礼》、《周礼》、《礼记》等古籍中确定和规范了人伦文化的基本内容，其核心，也即人伦之大道，体现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小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等。这种人伦文化的规定体现了人群整体的独立性，并排列了个体在人群整体中的各自位置，使个人可以根据个体在人群整体中的位置去发挥各自的义务和自身的潜能，服务并贡献于社会。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人伦文化又非常强调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以及个人自身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人伦文化中，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尤其强调“仁”和“礼”，认为“仁者也，人也”（《孟子·尽心下》），“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这就把人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但与其说是揭示，毋宁说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规定，即人自觉地用人伦文化去规范人，去塑造人，从而通过外力的强化使“仁”与“礼”变为人的内在属性，进而成为人的本质。文化是人创造的，反过来文化又可以创造人，创造具有一定文化性格的人。在中国人伦文化中尤为注重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典型的为一般人所认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个人在既定的伦理框架内，虽不僭越本分，但要作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而达到“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P320）的目的。即便不能如此，一般人也要作到臣“道”、子“道”和妻“道”，即做臣的要忠于君，做子的要孝于父，做妻的要贞于夫，“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视此三项人伦关系为“天下之常道”（《韩非子》），并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个人行为总的伦理范式，让全社会的人都能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毫无疑问，在人类摆脱神灵束缚而首次觉醒的轴心时代，按照伦理定位去发挥个人在人群整体中的各自作用，这是人类文化的一次进化，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是丝毫不能抹煞的。当然，以人伦文化诞生为标志的人类精神的第一次自我解放，是以人群整体和社会为本位的，忽视了个体的独立性，不能充分和全面正视个体的价值，这种人伦文化在解放人类整体的同时却开始了对“独立自由”的个体人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