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理论学科整体建设的初步开展
    解放以前，我国各派史学都出版了不少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解放以后，由于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史学研究的最好理论，因此忽视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尽管有个别学者对此作过努力，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实际上陷于停顿。除了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这一时期没有出版过一本史学理论著作。11届3中全会后，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 提倡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许多史学工作者从历史研究实践需要以及解放后史学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深刻体悟到：“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注：《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 历史学应当建设自己相对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推动和组织下，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被提上日程。
    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以及各地的高校、科研机构曾经组织多次有关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研讨会。教委并要求全国高校历史系开设史学概论，列为必修课，并组织编写史学理论教材，直接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尤其是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的历史规划组的史学理论小组，按照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精神，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至今已开了十届。在这一系列会议上，全国史学理论工作者曾就历史与现实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建设、历史认识论、社会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对解放后历史科学的理论回顾与史学理论自身回顾等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1987年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全国性史学理论的研究学会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一系列组织工作和学术探讨，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体现史学理论建设初步成绩的，是多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的出版。1983年6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首先出版。 同年7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念》出版。 其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撰的《史学导论》等十多种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相继出版。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文章，数量当以千计了。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范围等涉及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诸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黄元起认为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应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祝马鑫认为史学理论应分为历史研究的和历史编纂的理论体系；葛懋春、谢本书主张史学概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姜义华则认为史学理论必须把古往今来全部史学研究活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揭示历史研究活动的规律；还有些学者建议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后者即史学理论则是对反映历史的历史学自身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有的学者则设想建立史学学，等等。一门学科的初创阶段，产生多种见解本属自然，这也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正在形成之中。逐步地完善这门学科，正是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努力的。
    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新进展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一是从建设史学理论角度提出的新问题的开展。
    1.“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
    “文革”前在缺乏自觉地建设史学理论学科的情况下，也曾经提出并讨论过若干史学理论问题，新时期对这些问题研究，则有了拓展与突破，具体有如下几个问题：
    ①史学的功能。文革前对此占支配地位的提法是古为今用，具体表现为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能说全错，但理解狭隘。实际运用于史学研究时，常常导致简单的古今类比，紧跟变化迅速的政治形势跑，忽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滋长实用主义。当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时，则使历史学完全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工具。新时期黎澍重新探讨古为今用和历史学任务，提出首先要注意历史学的科学性，一定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曾组织学者就史学功能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学者们提出史学功能有科学功能和为其它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并探讨了史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就社会功能而言，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但还可以为经济、文化等其它现实领域服务。茅海建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要阐述过史学的多方面社会功能。刘志琴从史学功能的历史变迁，由神喻性而资政性而教育性，阐述史学在教育方面的德、智、美育等多种功能。白寿彝就历史学对人的多方面教育功能阐述尤多。为了避免强调史学为其它社会领域服务时而忽视其科学功能，也为了避免强调史学科学功能时而疏远以至脱离社会现实，蒋大椿提出了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的划分，前者主要承担史学的科学功能，后者则在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承担为其它现实社会领域服务的功能。新时期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较以往全面。但关于史学功能问题，今后显然需要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阐发。
    ②关于史论关系。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赞成将历史学仅仅归结为史料学，要求揭示历史事实的本质及合乎规律的内在联系，必然产生一个史论关系。“文革”前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致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三种。新时期较多学者对史论结合主张作了进一步阐发，李鸿然等将这种提法发展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也有的学者主张提“以论导史、史论结合”。1982年蒋大椿则提出，应将史论关系放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两种现象、历史研究过程、历史叙述阶段三个不同范围内分别加以探讨和处理，然后作总体考察。其后胡绳等学者也主张将史论关系放在研究过程和叙述阶段分别加以处理。新时期学者们对史论关系认识显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个问题还需要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
    ③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关系。“文革”前，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显得单调薄弱，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至少从1958年“史学革命”后，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和强调历史主义，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两种基本思潮，双方并在60年代展开过论战。最终是政治大批判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文革”后，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又有十多篇文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恢复名誉。相当多的文章主张回到60年代初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见解。但当初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被扼杀，固然有政治方面原因，而它的理论之不彻底也是一个原因，即它与突出阶级斗争观点者一样，也承认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及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这两个理论前提。蒋大椿在1978年秋论述历史主义时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它还包括生产斗争、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不带阶级性的更加广泛的内容。80年代初，他对历史的内容应当包括生产力发展、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又斗争又统一、社会意识形态，继续作了阐发。就整个史学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且也还不够全面。但对将文明史仅仅视为阶级斗争发展的认识来说，这无疑反映了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认识的突破。80年代，蒋大椿又提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层次较低的理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观点，但绝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它是否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值得探讨。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获得准确认识。90年代，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王学典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廿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这个专题研究。新时期，还有个别学者坚持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科学研究文明史的唯一基本方法，而他石、陈高华、李祖德等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赞成此见。由于新时期学者们主张研究历史时应当采用多种合适的观点和方法，像60年代那样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并列已经没有必要。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使命。目前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但依然存在，如对近代革命的完全否定便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此，历史主义不仅应当与正确运用的阶级观点（包括阶级斗争与阶级统一）相结合，运用其它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时，也应当注意与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