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超过儒家的《易经》，也超过18世纪以前的西方，独领风骚。“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三章），除道外，一切都在变。对立统一是普遍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都无条件地向对立面转化，因而有“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的术。《庄子》把相对主义推到极点，因而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之说。这种思想，儒家本有，在《易传》中又加发挥，只不若老庄之极端。
        黄老之术
        《史记》常称“黄老之术”，有人考证，惟限道家言。《论六家之要旨》说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可见司马迁时道家的术已非老庄原本，而是把其他五家的长处都吸收进来了，一并灵活运用。我以为这就是司马迁所说黄老之术，其中又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的融合。
        先说法家与道家的融合。申不害著作今不存，但司马迁见过二篇，说其论本于黄老。《慎子》今所辑为佚文，但《庄子·天下篇》曾述其思想，几与《齐物论》无异，并说“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可见也是本于道家。法家中惟商鞅宗儒。韩非论三子，批评商鞅只讲法不讲术，提出“法、术、势”三结合的法学理论。司马迁将韩非与老子同传，大约因为韩非这种理论已与《老子》吻合。并且，韩非在《解老》篇创建了“理”的概念，作为区别物类的规定性；“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这就使那恍惚兮兮的道落实到规定万物的理上，使统治者的术发挥实效。
        法家与儒家的融合更早。战国时，各国在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军上已不能不依赖法，经过秦的法家实践，到汉武帝尊儒时，基本上已是“儒表法里”了。司马迁把“循吏”定义为“奉法循理”，把“酷吏”定义为“奸轨弄法”，可见其表里。以后的儒，都是“法里”的儒。
        秦汉之际，儒家除了完善《易传》外，出了《大学》《中庸》《礼运》三部大作。《大学》没讲天人关系，但其“止于至善”观点，知止以定、以静，本于道家。《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先生以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只儒家能做到。不过，此语冠以“圣人之道”，实即前一段的“天地之道”；而对天地之道的描述颇近《庄子》。又此语以“明哲保身”作结，亦类《庄子》口吻。《礼运》所讲大同世界是在三代，但很符合道家无为的世界观，给人以美好的未来理想国，恰好代替《老子》那脱离实际的小国寡民社会。总之，这三篇都有儒道融合迹象。
        道家，秦汉之际流行新著《黄帝四经》，今佚。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四种佚书，唐兰考证即《黄帝四经》。其文极崇天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但说“刑名”“刑德”“文武并行”都是“天地之道”，显然是以法家入于道统。又讲“静作（动）相养，德虐相成”；讲“分”以定社会等级；讲“天恶高，地恶广，人恶苛”，“过极失当，天将降殃”。这是以荀子和中庸之道入于道经。任继愈先生以为《黄帝四经》即“黄老之术”命名的由来。也许就是窦太后喜读的那部书。
        司马迁所说倡黄老之术者有盖公、黄生、陆贾。盖公是曹参相齐时重金请来的，但只记了他一句话：“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黄生曾为司马谈师，又只记他与辕固生辩论、反对汤武革命。夏曾佑说，反对汤武革命，与黄帝革炎帝命之事不合，也与老子“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之论不合，怎能称黄老？我想，这时汉初定天下，黄生之论乃是安定团结，免得再次革命之意，司马迁托词论之。陆贾是助刘邦统一天下的文人，留有《新语》，讲天生、地养、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显然是儒道掺合。又讲“道莫大于无为”，但具体说，乃是轻刑、重德、薄罚、厚赏；把“无为”儒家化了。
        司马迁说“本于黄老”者还包括张良、萧何、陈平、贾谊等政治人物。像入关约法三章，萧规曹随，为政简易，豁达超脱者都算黄老。以贾谊为例。贾谊建议削藩以巩固中央政权是件大事，而司马迁不理会。却在《始皇本纪》的结语即“太史公曰”一段全文录《过秦论》。又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全文录《服鸟赋》；结语说屈原大才何必死（这是儒家语），但“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贾谊是儒，但有道家本体观，可说是“儒表道本”，故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
        所谓黄老、无为，其实就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给人民以较多自由，不要事事都管。黄老只行于文景之世，以后不谈了。但以后二千年，虽不乏好大喜功的君主，但比之波斯、罗马、哈里发帝国以至欧洲近世王朝，中国仍是小政府，赋税较轻，中央官吏最多两万人，开支二三千万两。中国也曾扩大疆土，但限于边庭，没有大流士、凯撒、苏里曼、近世葡、西、英、法那样侵略性的远征。中国历史产生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反过来说，好武功的成吉思汗在建立中国王朝、接受中国文化以后，就不再远征了。
        司马迁的历史观
        在司马迁看来，大自然是整齐有序的，天人关系是和谐一致的，人世也应当这样。礼乐是儒家安定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六艺之首。《史记》八种政书，《礼书》第一，《乐书》第二。但司马迁更重视乐。他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划分等级）。又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正义》：“乐和心”，礼“貌在外”）。总之，乐是自然的，礼是人为的，理想社会是个大乐队，弦歌不辍，“调和谐合，鸟兽尽感”。
        司马迁的《天官书》中讲了三代至汉初的兴衰与天象的关系，如“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诸吕作乱，日蚀昼晦”等。但亦常含浑其辞，“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司马迁奉命修太初历，属天官，要讲官话，其实是有信有不信的。如《项羽本纪》批项羽“天亡我”之缪，《伯夷列传》驳“天报善人”之说。他在《悲士不遇赋》中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这也是“儒表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