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于“古今之变”是颇为认真的。“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里天运，实是国运。看变化，短看30年，长看500年，最好三个500年。《高祖本纪》结语，说夏代政纲尚“忠”（质厚），但有敝病，小人撒野。于是殷代改为“敬”（严厉），又有敝病，小人捣鬼。于是周代改为“文”（多级制），又有敝病，最好再改为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个循环约三个500年。其变，都是向对立面转化。又说，“周秦之间， 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劳），得天统矣”。这段时间约30年。《孝文本纪》结语：“孔子曰，必世然后仁”（孔安国注：三十年曰世）；“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这段时间三四十年。《孝景本纪》，全篇强调七国之乱，并记彗星、日蚀、地震特多，旱涝频仍。这段时间约30年。
        儒家多言必称三代，叹世风不古，是历史退化论。司马迁不是这样。“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对这种物质利欲的时俗，他并不反对，而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对策。可见司马迁的历史观是积极的、乐观的。人间多少苦难、衰败、杀戮，终究会变成安祥、进步、平和，通达开阔，如杜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汉以后，思潮变化，如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但这种历史观仍延续下来，《史记》的记传体也延续下来。晋郭象说，圣人“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注），是一种炉火纯青的“儒表道本”。唐出现禅宗，开山祖慧能云：“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固着于）一切法；遍一切处（人间世），不著一切处”。与西方不同，就在现世，不向往“彼岸”。到宋，周敦颐完善了老庄的本体论。儒家有了更完善的本，并吸收禅宗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即理学。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学的进一步理性化，李约瑟称之为科学化，总之是个进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也有了发展，表现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陈寅恪先生说：“史学中作推理，推理始能通识”，故“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金明馆丛稿二编）。
        中西史学方法
        历史观也是方法论，即认识和思考历史的方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方法论，在哲学上叫“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一性”指对立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观点，反映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观、人类与周围世界的统一观。在中国，这种认识和思考的方法，是通过“究”和“通”，通过辩证思维达到的。在西方，逻辑思维比较发达，在有了近代科学以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方法论才确立起来。
        西方的自然观，从希腊哲学起，直到康德，都是神义的天，都有上帝主宰，仅少数例外（如斯宾诺莎），因而目的论远重于儒家。希腊哲学，天人关系还是和谐的，但从泰勒斯起，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成为西方的传统。柏拉图是精神与物质二元论者，他的自然世界是因为有“理念”的加入才变成存在，因而是非历史的。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是一元的，思维与存在也比较一致，又创建逻辑学，成为西方推理主要工具。但逻辑推导的历史缺少实证，也有非历史的倾向。到中世纪，他的三段论法被用来论证神学体系，思维与存在又完全分离了。“方法为迎合体系不得不背叛自己”（恩格斯语）。
        冲破神学樊蓠，出现近世思想大师。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思是存在的证明，也是历史的证明。但思不是实证，而是怀疑。笛卡尔是怀疑论者，历史是由思显现（Presence）出来的。休谟只承认经验感觉的存在，世界上是否有真实事物的存在是不可知的；贝克莱干脆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因而他们都没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其历史观，只是以时间为序的因果链。西方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康德，有很多伟大的东西。但在康德那里，现象和本体、历史和善良意志是割裂的，是二元论，本体（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显然，不存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黑格尔，摆脱了二元论，排除了不可知论，发明辩证法，确立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使历史重新进入哲学。不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颠倒着的”（恩格斯语），是“绝对精神”先外化为自然界，再外化为人类历史，历史又发展出完美的精神世界（正反合）。把它颠倒过来，也就是精神（思维）在历史的辩证法发展中，显现自己。不过，到了影响西方近代史学最大的新康德主义那里，自然界和历史完全分裂了。自然界是常住的，有普遍规律，因而是有序的。历史是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规律，也就没有和谐一致。历史个别性的观点也导致自我中心的历史观。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就是自我中心论，后演化为西欧中心论。没有司马迁那种人尽入史的精神，更没有宋儒“民胞物与”的概念。
        西方的近世思潮是伴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而发展的。 早在康德150年前，令人尊敬的培根就提出“征服自然”论，“知识就是力量”，即人征服自然的力量。从此，世界充满斗争。进化论的历史观，一切都是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经济学讲利益最大化，无限制地消耗有限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剥夺别人。社会学家，有一种社会发展迫使自然的限制“退却”的论点，而人的“类意识”排斥非共同体成员。政治就是压迫，一部分人牺牲另一部人。
        1844年，马克思就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理论。但是，理论上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还是在“彼岸”，是未来世界的事；现实世界，只能是在改造自然界中努力改造社会。恩格斯警告说人们每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要遭到后者的报复，但人们照样滥伐森林。剧烈的社会斗争中，对立面的同一性被忽视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不过他着重于前者。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地展开”，而是通过“矛盾的揭露”和“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斗争哲学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这才出现反思。出现布鲁代尔的整体史学，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出现绿党，要求“拯救地球”，讲“可持续发展”；出现卢卡奇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历史》，哈马贝斯的“交往理性”。总的看，思想，特别是历史哲学，似乎在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