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创新不能违背事实
编者按:6月6日,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研讨会,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部分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历史学科的处境现在不是太好,但是我本人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不相信一个文明的民族,会不要自己的历史;一个不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中华民族就有特别重视自己历史的传统。那么,历史这门学科为什么那么重要?它有什么作用呢?是否可以这么说:它是一种集体的回忆,它是把集体经验记录下来,告诉后人。这个集体回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突然丧失了记忆力,对以前的事情不知道了,尽管他眼睛还很好,耳朵也好,甚至头脑也还能思考,我看他简直就无法生存下去。历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前人的经验。一个人假如只有书本知识,什么经验都没有,这个人到社会上去,就只能纸上谈兵,夸夸其谈,非碰钉子不可。这说明,历史科学的确是一种集体的回忆,集体的经验。它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今后应该怎么做。特别是近现代史,它与我们的关系更直接。 对历史怎么看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真正科学地讲真实的历史。另一种,说不上是对历史的研究。它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在那里胡编历史来达到某种别的目的,特别是在西方,有些人现在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好像特别“热心”,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很感兴趣。最近出了那么几本书,都是凭空编造的。这一类东西号称是研究历史,其实根本谈不上是对历史的研究。当然也有许多严肃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严肃的见解,我们对这些学者是很尊重的。 现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说法让人吃惊。比如说,有一本书叫《中国“左”祸》,这本书认为,共产党一直“左”,从诞生开始就是残忍,说什么白区“血流成河”,苏区“白骨成堆”,书中写的全是这类东西。作者有意夸大事实。“左”,固然是中共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也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教训,但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总是不合适的,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科学也必须创新,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很多问题提出来了,这有利于学术发展。但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创新实际上一点也不新,是旧的。常有这样的感觉,往往是五年、十年、十五年前西方流行的讲法今天到这里就变成新的了。比如现在谈得最多的是革命与改革的关系。1990年我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会议主题就是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当时波兰学者讲,要破除对革命的神话。又比如激进主义、保守主义问题,十几年前台湾出了一套世界思想家丛书,分三类:一编是激进主义思想家,一编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一编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每编设若干人。现在我们有一些人谈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词汇都与台湾当年一样。还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也是有来历的。有一位美国学者曾写过一本书,认为中国近代的问题是救亡压倒民主。现在有些“创新”实在不新,是把别人若干年前的观点搬过来。 有一位女诗人写过一首诗,叫《逻辑病者的春天》,其中有一句说:“把老祖母的嫁妆翻出来,可以开一片时装店”。现在的情形与此多少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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