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哲学，首先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知性与理性的认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认识自身深化与升华的必然结果。
    人类最初产生并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史学：是一种记述型与鉴戒性的史学。在这种史学研究中，占居支配地位的是经验性的现象描述与直观性的价值判断，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比次历史资料，澄清历史事实，评定历史行为的是非，总结历史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借以帮助君王官僚士人掌握统治术。
    即在这一时代，历史哲学的萌芽也已出现。因为人们一旦要窥探历史过程内部较为复杂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追寻历史运动中隐蔽在表象之后的本质性因素，就要使自己的认识由具体而及于抽象，由感性而及于知性与理性。不过，由于实际生活主要还是需要经验性的现象描述与直观性的价值判断，这种知性与理性的认识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经常处于次要的乃至辅助性地位。由于人们自身科学与文明素质的限制，这种知性与理性的认识又常常为神学的神秘主义与经学的权威主义所笼罩。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再象往昔那样是同一生产规模、同一生产方式、同一生活模式的简单重复与不断再生。人类社会由小生产而发展到大生产，由分散、孤立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发展到现代商品经济，由狭隘的地域性联系发展到直接的、广泛的世界性联系，历史活动的方面、层次、容量、性质比之先前无数倍地复杂化了。这时，人们仍然需要经验性的现象描述与直观性的价值判断，但是，历史认识仅仅停留于这一阶段，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创造及向未来发展的需要。
    这一时代，人们研究客观的历史，重心开始从向历史寻找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转移到分析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内部的本质联系及相互作用，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实际影响，研究历史前进的种种可能并协助人们从中作出选择，揭示历史运动中的偶然性质与必然性质从而指导人们把握历史的客观规律，从而比较全面地了解人类先前的全部历史给现代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活动的主体力量及客观条件，以及这一切怎样制约着现实生活与未来世界的创造活动。重心的这一转移，使历史的知性与理性的认识上升到了支配性的地位，至少是不次于经验性的现象描述与直观性的价值判断的地位。
    客观历史本身的发展及历史认识使命的改变，便呼唤着历史哲学的产生，并推动着历史哲学不断发展，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玄虚走向实证，从神学、经学的笼罩中解放出来走向科学，从少数学者书斋中的钻研走向社会广泛的关心与共同的思考。
    二历史哲学，其次是人类自身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与方法的检讨或反思。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认识逐步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非科学走向科学的必然结果。
    历史认识活动是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从本质上说，是认识主体（包括历史学家个人、史家群体、社会精英、社会全体成员等不同层次）与认识客体（由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与历史内在规律构成的客观历史实际）经由中介质（由文献、实物、传说及现实生活等因素构成的历史资料）在社会实践及历史学家科学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统一。历史思维是一种融合逻辑思维、形象界维及直觉思维于一体的综合性思维，是包含感性（历史事实的清洗）、知性（历史过程的复原）、理性（历史规律的发掘）、价值判断（历史创造活动的选择）、成果的社会显现（历史着作的编纂）、认识真理性的检验（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检验）这样六个阶段在内的完整思维过程，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上升运动。正是历史认识活动自身所具有的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人们在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历史规律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地检查自身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限度，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认识方法所蕴涵着的正确因子及谬误因子，以保持历史认识的科学性格。
    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发展，为历史提供了大量新型的、高效能的研究手段及研究方法，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历史的能力。然而，知也无涯，生也有涯，人们认识客观历史不可避免地还是要受到各种主观的及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历史学家，由于知识结构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处的地位及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认识的结果也就不可能相同。现代客观历史本身的曲折复杂，往往只有在众多的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多方位、多层次的反复考查探究中，方能比较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它的原貌。历史认识的这种现代性及群体性，要求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及认识方法保持更为清醒的态度。现代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的产生与兴盛，因此便成为势所必然。也只有发展了现代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的研究，才有可能使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比较自觉地放在科学的基点之上。
    三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又是对于古今中外全部历史哲学进行批判性总结及继续前进的需要，是促进现代各种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从而使历史认识发挥更大的科学效能与社会效能的需要。而这一方面，又正是历史哲学研究的又一有机构成的层面。
    对于历史过程的知性与理性的认识，同其他所有认识活动一样，也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社会运动实体中不断积累与积聚的过程。在时间轴线上，每一代代人都可以比之先辈的认识有所前进，但是，他们决不会凭空地前进，先辈的认识必然会给他们继续前进提供坚实的土壤。在空间的轴线上，同一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认识，对于历史的总体认识也必然会分别作出自己的贡献。越能自觉地吸收和利用自己先辈与同时代同行及非同行的既得成果，就越能使自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继续攀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每一时代、每一特定空间的认识，又不免要为它既存的条件所限。不突破这些局限，它们就往往会成为认识继续发展的障碍乃至桎梏。因此，历史哲学的发展，又必然要依赖于对先前及同时代许多既存历史哲学体系的批判及突破，依赖于思想的新的解放。
    现代中国历史哲学发展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其一，由于长期封闭性的与世隔绝状态，对于中国以外世界范围内历史哲学的进展及其纷争得失缺乏了解，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缺，严重妨碍了我国历史哲学的研究在世界所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前进。其二，由于长时间中将自己在特定环境中特定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哲学神圣化、教条化，唯我独尊，使得自己的认识与研究趋于僵化、公式化，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具体性与丰富性，严重地妨碍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在学术自由的健康空气中依循科学发展自身的规律继续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使我们的历史哲学研究，勇敢地冲破僵硬的教条，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当前，特别要认真地对我国近数十年来在历史认识中占居指导地位的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的分析与总结，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有影响的主要历史哲学体系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与批判性的介绍与吸收，特别要勇于和善于广泛地吸收和利用其他各种科学的新成就来充实和发展我们的历史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