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文献是关于人类以往活动的信息载体，是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主要通道。在传统社会，历史家们主要是借助于前代遗传下来的文献所荷载的信息，去重构过去人类社会图景的。因此，文献史料的真实性，也就直接关系到历史家重构的图景的可信性。对于历史家来说，编撰一部信史，如何选择真实可靠的史料就成了历史操作的一大关键。验证和鉴定既有的典籍，整理、复原存在讹伪的文献，搜集、抉择真实客观的史料，也就成了传统历史家编修史书时必经的一道工序。
    从历史上看，几千年间逐渐完善起来的那一套传统考据技能或方法，当它被历史家运用于历史操作中去验证史料、剖析疑似、纠谬发覆的时候，的确也显示出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传统史家用以鉴定古书真伪、验证文献记载之虚实的考据方法，即使从当代史学的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可靠的。
    传统考据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体现在考据操作程序与形式逻辑的契合上，体现在考据操作中广泛运用辅助学科上。
    考据学家，其中主要是清朝的考据学大师，在历史操作中，克服了司马迁以来历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之方法的局限，建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并广泛地利用大量辅助学科，如经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律吕学、目录学、版本学等等，都被引入史料的验证考核之中，以为操作的工具。
    同时，考据家验证史料，注意旁搜博讨，把考索的触角伸向他们能看到的一切文献史料上。例如乾嘉时历史家钱大昕就认识到，史官所载的历史，或由于见闻狭窄，采集史料欠完备；或由于畏惧当权者，往往曲笔失真。这样，史书就需要后人完善补充、订谬正误，而要补亡订误，就应当博引广征，正史之外，编年、别史、典故、传记杂史、文集遗书，以及碑版石刻，舆地志、郡县志，类事说部之书，都足以补苴罅漏，考证正史之异同。因此，考据家凡考证一件史实，往往把同类物事、相涉之文，统统搜集罗列在一起；凡创立一说，也往往凭借充实可靠的证据，而不依空言臆定其论，不据孤证遽成其说，必要通过对大量史料进行细密考证、分析、比较，从证据的归纳中推理论断，这种客观主义的态度，直到今天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传统考据学蕴涵的科学价值，还体现在考据学家揭橥的“致疑”、“求真”精神上。顾炎武、戴震等考据大师，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主张致疑、解疑，倡导征实、存真，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从戴震少年时代的一件轶事中清楚地显现出来。据洪榜《行状》的记载：
    （戴震）生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即问：“子朱子何时人也？”
    曰：“南宋。”
    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
    曰：“东周。”
    又问：“周去宋几何时矣？”
    曰：“几二千年矣。”
    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
    师无以应，大奇之。
    这则充溢着好奇、求知的童稚气息的故事，真可以作为乾嘉时期一代学术思潮之表征！不妄从古人，不囿于成说，不迷信古书，实事求是；不依于传闻以拟其是，不择于众说以裁其优，不出于空言以定其说，不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这种客观的方法、征实的精神、理性的态度，如戴震所说：“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①；如崔述所说：“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实而去取之。”②如王鸣盛所说：“求于虚不如求于实，……总归于务求切实。”③乾嘉考据家们正是基于上述征实精神和理性的态度，考信上古历史、整理古代文献，诠解蒙滞、纠谬发覆，卓然超越前代历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