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传统考据方法的科学价值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科学意义还是很有限的。可以说，传统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是相当原始、质朴的。当他们标榜“实事求是”的时候，当他们倡导征实、求真的时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这一切主张和原则的前面，都是矗立着一个大前提的。其所谓“致疑”、“征实”、“实事求是”，实际上都是以“尊圣”“宗经”为标准尺度的。
    在乾嘉学者来说，他们摈弃汉唐以下传经，剖析典籍的真伪，目的在于发覆暗汶于后世的“圣人之绪言”（戴震语），不使伪学“乱经”；他们考信古史，辨证诸子百家偏史霸史杂史，意在不使邪说“诬圣”，使“二帝三王、孔门之事灿然大明于世”（崔述语）。这一目标取向，从根本上捆绑住考据家的手脚，使他们在考据实践中不能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到底。
    例如，以大胆疑古著称的历史家崔述，把“实事求是”的征实精神引入古代历史的研究领域，“剖析疑似，以存其真”，拓展出上古历史的新天地，建构了古代史的新体系。在崔述看来，后代所传的上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伪造的。因为孔子时，中国历史自唐虞开始；孔子以后，诸子百家以铺张上古为能事，伪撰史迹，因缘附会，因此西汉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时开始，比春秋时的孔子还早；东汉人写历史，以燧人氏开端，则又比司马迁早；东汉以后人写历史，更以盘古为开端。因此，崔述得出结论说：“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④传统考据家这种实事求是、征实求真的理性精神，精细严密的考据方法，几乎使他们把历史认知的触角伸向真理之河的滩头之上。
    但是，崔述没有，传统历史家也没有把历史认知的透镜再往前推进，他们最终还是使自己淹没在传统的迷信中。从司马迁撰《史记》“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到谯周撰《古史考》以六经为断，到崔述撰《考信录》以儒教经典为准绳，传统历史家虽摆脱了传记注疏诸子百家，却始终没有也不愿摆脱儒教经典的制控束缚，兢兢焉深信儒教经典而不疑；即遇可疑处，也往往曲为之解，而断然不敢信其有伪误的地方。这样，当求真探原的小舟载着他们将要驰向真理彼岸的时候，传统历史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乘坐的求真之船嘎然入定于此岸的沙滩之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即使是那套建立在对史料的逻辑推导基础之上的传统考证方法，如果在考证文献史料的真实可信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话，这种科学性也仅仅体现在可凭藉以求得典籍文献本身的“真实”而已。在我看来，传统考据学虽可以求得文献典籍之“真”，但如用以破解文献典籍的记载是否真实这一属于更深层面上的疑结，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传统历史家在考据操作中，一般都是依据经典或正史的记录为主要衡器或标准，去验证鉴定其所考证的文献的真实度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当时人看来似乎为真实可靠的经典、正史或前人留下的其他文献，本身也是前人创作的一种精神产品，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从历史现象到历史家制作的精神产品，从事实到文献，其间已经经过了一种原初信息的多次传递过程，经过了历史认识主体对过去事实的观察、认识、过滤和消化等一系列中介作用。因此，作为原初信息多次传递之结果的经典或正史，已经积淀和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个体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个性、风格、情感以及知识、经验和才能特征。因此，经典、国史、正史或实录的记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事实。基于此，历史事实的最终确定，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在更高层次上的审视、考核、验证和复原。这是传统考据学家始终没有认识到也是认识不了的层面。试看传统史家，哪一个不是拜倒在六经、正史或国史的脚下？他们终生从典籍到典籍、从文献到文献，在现存的典籍文献中兜来转去，以儒教经典为圭臬，以正史为标准，以国史、实录为尺度，对六艺、对正史、国史或实录，往往深信不疑，惶惶然至于迷信妄从之境域。
    因此，传统考据学的操作方法，虽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存在着一定的科学价值，在考证典籍辨伪析疑方面也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有效性，但从历史认识论的透镜审视，这种原始的、质朴的、低层次的方法，终究也由于迷信的雾霭弥漫而弱化了方法本来应该具有的效应！
    四
    考证主义成为当代历史学中一股颇有影响力的史学思潮，兴起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身受十年浩劫之苦和极“左”路线蹂躏的中国人民，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爆发了一场持续至今并注定要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中国历史家，在某种程度上确也对“史为帮用”的斗争史学、影射史学造成的严重危害有所认识，从拨乱反正、清除“评法批儒”期间的“影射史学”开始，一大批历史家纷纷抛弃注经史学、影射史学和翻案史学，选择了考据史学。在一片“回到历史中去”、“回到乾嘉去”的呼声中，考证史学逐渐成为中国史坛风靡一时的“显学”。
    考证作为一个时期的史学思潮，曾经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学界占据垄断地位。但由此而把本世纪相隔30年的两股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得出当代这股考证主义思潮是对三、四十年前以考证为表征的实证主义思潮的认同和复归，却未必符合历史实际。
    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看，“史界革命”以后崛起于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主义史学，揭橥“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旨趣，努力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历史学从政治附庸的地位走出来，开始向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的方向发展；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等实证主义历史家，开始把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们继承传统史学中的考据方法之一端，又引入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吸取社会学、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古代文献及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古代史系统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考证、辨伪和阐释。其中，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疑古”“求真”相标榜，以近代学院式的细密考订的科学精神、实证态度和微观方法，对古代典籍文献和古史体系进行了一番总清算，廓清了笼罩在中国上古传说之上的层层历史谜团，推翻了沿习两千年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王国维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另一派，运用著名的“三证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对古代历史主要是殷周的社会制度、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搜集、考订、整理和分析，并成功地重建了殷周历史的信而有征。此后，实证主义历史家陈寅恪，又把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一大步。陈氏以考据为求证历史事实、解释历史意义的手段，他的隋唐史研究，往往从既证之史实中求解历史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综合，探讨唐朝政治结构之演化轨迹，进而揭示中古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阶层的流动趋向。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实践，从某种意义上已经为中国的科学史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新的历史已经萌生，呼唤着后来的历史家浇水育苗，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