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是由梁启超倡导建立的，他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史学史的作法》两篇奠基之作，是开启近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标志。此后，历经80余 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由弱小、冷僻的学科，逐渐发展壮大，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科中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参加撰写《中国史学史述要》一书时，曾梳理有关史料，扼要论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1]（pp.13～21）。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学科纷纷作世纪回顾与瞻望，史学史界也就此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其 中，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20世纪的发展道路》[2]、《中国史学史研究五十年的进展及未来的前景》[3]、《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2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4]等多篇文章，全面而具体地论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站得高看得远，读后深受启发，深感当初自己的研究肤浅，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这里即就自己近年来的学习心得再作一总结。
    中国史学史学科80年的发展史，可以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如果从性质上观察这两个阶段，可以以“新”、“旧”两字予以概括。处于旧阶段的史学 史学科，是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传入中国，西方史学史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的背景下产生的（注：参见宁泊《史学史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中杨先生的有关回忆及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一文。）。进入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是在唯物史观在中国大普及、整个史学界正在建立 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背景下重建的。
    一、学科的产生与旧阶段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历史研究法》一书，其中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括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5]。这是近代最早系 统论述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专文。1926～1927年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中《史学史的作法》一节，明确提出把史学史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并论述了中 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指出中国史学史应注意四方面问题，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和当前史学的趋势[6]（p.219）。梁启超关于史学史学科的论述 ，唤起了史学界对史学史的重视。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高潮，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公开发表的中国史学史论文已达数百篇，并有魏应骐《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三本专著出版（注：三书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魏著出版于1941年、王著出版于1942年、金著出版于1944年。） ，其他虽未标史学史名称而实际属于史学史范畴的著作也有近十部，在一些大学还开设了史学史课程。这些成果，特别是专著的出版和课程的开设，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内容体系，取得了一定学术地位。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粗具规模。
    关于旧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从这一时期的专著看，体例和内容主要是以梁启超设立的框架为基准，论述方法深受古代目录学的影响。连被认为此期代表作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也同样如此， 该书《导言》称：此书“谨尊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7]。白寿彝评价该书时说：“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作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8]（p.166）而从治学思想看，绝大部分著作是以西方进化论和西方史学思想为指导，此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无疑应归入20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范畴。
    第二，虽然这一时期史学史学科有了一定的声势，但是，史学史学科并没有被普遍认可。据杨翼骧先生回忆，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一些名学者在内的不少人，都不以史学史 为独立的学科，甚至有人认为史学史不是学问；而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之后，又有人认为，史学史研究的余地已微不足道了。更有甚者，从事史学史研究往往被人认为不务正业，开设史学史课程的高校也并不普遍（注：参见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52页，《谈治学与做人》（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版）及宁泊《史学史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当然，可以相信这只是人们在认识和承认这一学科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个阶段。从商务印书馆在1941、1942、1944三年中连续出版三 本史学史专著来看，当时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势头还是相当强劲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史学史学科应当会有更大发展，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也会更加突出。
    二、学科的重建与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曲折与磨难，最终达到了今天的繁荣局面。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1966年“文革”开始，为新阶段史学史学科起步时期。
    解放之初，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史学史课，但很快或被取消或作为选修课而时开时停 ，因为搞史学史研究有宣传封建学术之嫌，解放前曾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人，处于彷徨状 态，有的人甚至声明不再搞史学史了[9]。除了在少数领域如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外（注：当时因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形成了一个研究司马迁的热潮，在发表的文 章中有不少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成就的。此外50年代还发表了其他一些史学史研究文章，详见乔治忠、姜胜利《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大多 数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陷于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