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半叶，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生机。先是，1956年《史学译丛》第2期发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的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论述了史学史学科的目的、任 务和方法。以当时苏联学术对中国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来看，此文无疑在唤起人们对史学史的关注和重新认识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耿淡如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其中就多处引述苏联学者的观点[10]。受此影响，杨翼骧先生等少数人也开始了实际的研究工作，如1957年杨先生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等文章[11]。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也于1957年被再版，史学史还被列为教育部列入高校历史系选修课[12]，这可以说是史学史学科得到承认的体现。
    至1961年，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教育部指定白寿彝先生和吴泽先生编写史学史教材，此后史学史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热潮，报刊相继发表刘节、汪伯岩、师宁、白寿彝、 朱永嘉等人的文章，对史学史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以及上海史学会和广东史学会等还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研讨上述问题[1]（p.29）。理论的探讨带动了实际研究工作，在60年代前半期的四五年间，产生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同时，开设史学史课程的大学增多，有的史学史教师要在几个学校之间奔波（注：这期间杨翼骧先生除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史课外，还曾先后在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安徽大学等讲授此课。参见乔治忠、姜胜利《杨翼骧教授的史学史成就及其学术特点》，《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白寿彝先生还招收了少量研究生[12]。但可惜的是这种令人振奋的发展势头，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戛然而止，以至连一本新的专著都没有来得及出版（注：1957年再版了初版于1944年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该书原为十章，再版时，删去了内容不合时宜的第十章《 最近史学之趋势》。）。
    20世纪60年代最主要的成就是对史学史基本理论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史学科的性质、任务、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一直不甚明确，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以前 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解放后的一段时间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如何建构还属探索阶段，有关史学史的讨论是建立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较早发表专文的耿淡如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资产阶级史学史是名同而实不同的两回事。”“史学史的对象不同于历史，但它和历史完全一样，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其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或历史的历史是以唯心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史学史不是属于科学范畴的。”[10]此后的讨论参加者，无不声明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学科，师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中国史学史，自然应该不同于“旧史学史”，不同于“资产阶级史学史”，应该“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有自己的“崭新面貌”[13]。从师宁概括的新史学史学科的特点来看，与旧的史学史学科也确有明显的不同：“（一）强调要揭示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强调要注意到史学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要注意阶级分析，联系社会的阶级斗争来说明中国史学的发展；（三）强调要批判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特别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资产阶级史学的斗争及其胜利的发展；（四）强调要重视历史上史学著作的思想内容，超越了过去中国史学史偏重在体裁形式和编纂方法的局限。归结起来，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中国史学史问题，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13]显然这时要重建的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问题上，与旧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具有很大差异。
    第二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逐步走向繁荣时期。
    自70年代末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以后，史学史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相继建立了史学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如北师大的史学研究所、华东 师大的史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都有史学史研究室。1978年后，在大学普遍开设了史学史课程。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等开始较具规模地招收史学史硕士研究生。进入80年代，上述四位先生所在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被教育部确定为史学史专业博士点，他们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0年由中国社科院组织、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词典》时，中国史学史被确立为14个分卷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在白寿彝先生的主持下，将《史学史资料》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出版，该刊至今仍是唯一史学史专业期刊。至此，史学史学科重新确立了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至今20余年间，史学史专著和论文数量已超过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这50年的总和；研究水准也在提升，关注的问题深度和广度都已今非昔比。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史学史学科达到今天的令人鼓舞的局面，是自梁启超以来几代学人努力的结果。解放前的姑且不谈，解放以后，以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为代表 的第一代史学史研究者，以非凡的学术勇气，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史学史学科的重建，并身体力行，坚持从事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他们的言行无疑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白寿彝先生除了自身进行了大量史学史研究外，每到一地都极力宣传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呼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白先生从60年代起至其去世的40年间，组织关于史学史基本理论和史学史教材编写问题的讨论，创办专业刊物，率先招收专业研究生，选拔专业人才，组织专业队伍等等，开辟榛芜，不遗余力，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居功最伟。吴泽、尹达、杨翼骧等先生也各有独特建树，他们除了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外，或编辑出版汇集全国史学史研究精华的论文集，或主编第一部史学史词典，或主编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通史，或编纂详瞻的史学史资料集（注：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集》第一、第二册，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杨翼骧编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都为史学史的发展起到引领风气和铺路架桥的作用。
    解放以后的第二代史学史研究者，或是第一辈史学史家的直传弟子，或受到第一辈史学史家的深刻影响。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史学史家的风尚与精神，不事虚华，兢兢业业， 取得了大量史学史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史学史著述。他们至今仍是史学史学科的中坚力量，随着大部分老一辈史学史家相继谢世，他们更担当起引导风尚的历史使命。由第一代、第二代学者指导完成学业的第三代研究者，也自80年代中后期跨入史学史研究队伍，与第二代学者一起继续为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目前，薪火相传，新人辈出，史学史研究队伍日益扩大，史学史学科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