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又称考证。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基本的操作技能或方法，考据即以理性的精神，审视、验证和鉴别历史文献之真伪和历史记载之虚实。
    说到考据，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清朝时期的乾嘉学派，尤其是那些对传统考据学知之不多的人，往往把考据的专利归入清代学者的名下。这多少是一种误解。
    考据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学问——考据学，无疑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产物；但考据作为历史家史学操作中的一种方法，其渊源和历史却是相当久长的。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力征，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分解离散，垄断思想文化界的天命神学观点也随之发生动摇；人性逐渐复苏，理性开始觉醒，诸子争鸣，百花齐放！风雷激荡的社会思潮反映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一些政治家、思想家遂以大胆的怀疑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对以往的历史文献展开批判。例如，孟轲认为：“尽信《书》（《尚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册而已矣！”①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更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②这些思想家虽未具体从事历史文献的考证工作，但他们对待历史文献的征实态度和批判精神，对于后来的历史家、对于传统考据学的萌生，却起了启蒙发聩、导夫先路的作用。
    最早以证实精神和理性的眼光考察历史文献的史学家，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他撰述《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③，一方面以儒家经典为尺度，整理旧有史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去其言之不雅训者；另一方面，又注意通过调查访问的手段，去验证前代历史资料的可信性，对于一时难以理清的问题，还采取“疑则传疑”的审慎态度。虽然，司马迁的理性眼光还是相当短视，他考订历史文献的方法，也还是相当幼稚和原始的，但他在历史操作中的考据实践，在传统考据学史上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此后，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经籍，整理古代文献，操作中广致众本，互相校雠，去重复，查脱漏，订讹文，并且对某些典籍的真伪、价值及其作者、成书时代进行了考辨。班固编修《汉书》，又继刘氏父子之余绪，所撰《艺文志》，致疑辨伪，指出《力牧》《神农》《伊尹说》诸书为后世所依托。东汉时以背经离道、标奇立异闻名的思想家王充，有感于“伪书俗文，多不实诚”，乃著《论衡》。该书在清算谶纬神学和世俗迷信的同时，用理性的透镜扫描古代经籍文献，审之以实，验之以理，旁证博引，考订经籍之真伪，辨析史事之虚实，对当时流传的许多著作进行了鉴定，堪称两汉考据辨伪之总籍。
    魏晋南北朝动荡离乱之世，一方面是秽史叠出，伪书时见，历史记载失真失实的现象非常突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纠谬订误的考据著作。如三国蜀的史学家谯周撰《古史考》二十五篇，依凭旧典，纠正《史记》之谬误，其所考订的史实，涉及文字、氏族、姓氏、人物和历史事件；东晋史家孙盛《异同评》，订正史事年代，纠弹史籍记载之误；他如南朝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往往引诸家之论以辨析《三国志》的纰谬，参诸书之说，以核其书之讹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更以其作者对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山川地势的实地踏访，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来验证文献记载的正确与否。从这一时期的考史著作中可以看出，后来乾嘉学派审核文献史料时常用的一些技巧或方法，如本证、他证、理证等，都已经为当时的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过，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考据学作为一门学科，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成立。
    考据作为历史操作中的一种方法，在隋唐以后日益引起历史家的重视。刘知己撰《史通》，就以证实的精神批判古今史书，审视历史文献，从《尚书》《春秋》到当朝国史，刘知己从儒教“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出发，往往能疑古惑经，指出其中神奇怪异的荒诞不经之处，并揭示其记载失实的原因：1、撰史者屈从于皇朝统治者的淫威而不敢直书；2、史官贪图名利爵禄而曲笔阿时；3、历史家凭个人好恶而任情褒贬；4、撰史者为自身的史识所限制而致传闻失真记事失实。有唐一代，擅长做考证工作的，还有柳宗元，他对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晏子》等典籍的考辨，注意从思想内容方面寻绎文献产生时代及其作伪者的踪迹，显示出思想家的敏锐。
    两宋以降，宋学、理学先后崛起。崇尚义理的宋代学者，虽罕有留意考据者，但他们以理性的精神审视传统文化，敢于摆脱汉唐注疏的桎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郑樵、朱熹、叶适、李心传、陈振孙、晁公武等人，受时代思潮的激荡影响，大胆地把理性的透镜对准古今一切文献典籍，他们致疑辨伪的触角，延伸向《尚书》《周易》《诗经》《左传》等儒教经典。但宋人疑古虽然大胆，对于古今文献进行具体考证辨伪的工作却做得不多，大多凭主观直觉，以理推论，其所依据的考证方法，也不见得有多高明，对勘比较而已。这一时期考证历史文献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是书参考群书，评其同异，辨证谬误，并总结出一些抉择和鉴定史料价值的标准：事出正史，旁无他说，则径自编入史书之中；其间传闻异词，则采诸说所长，反复考订其中的同异，而后择一较可信者编入史册。
    明代人崇尚清谈，学风空疏虚妄，史学界受害尤深。当时史论风行，翻案文章层出叠见，貌似惊世骇俗，实则都以儒教伦理为旨归，空洞庸俗得很。中期以后，一些学者起而矫正之，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和严肃性，如梅骜著《尚书考异》，判定古文《尚书》之伪；王世贞撰《史乘考误》，痛斥当代“实录”记载不实、野史怪诞虚妄、家乘铭状溢美褒谀；胡应麟《四部正譌》在辨析一百多部伪书的基础上，更提出了一整套鉴定文献真伪的具体方法：“覈之《七略》，以观其源；覈之群志，以观其绪；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覈之文，以观其体；覈之事，以观其时；覈之撰者，以观其托；覈之传者，以观其人。”从学术演进的轨迹看，明代中后期这股微弱不起眼的实证思潮，可以说是开导了清代考证之风的。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考证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蕴酿发展而来的。到了清代，顾炎武倡导在先，戴震皖派和惠栋吴派效法之于后。他们倡导“实事求是”，标榜“无征不信”，一时学者承流向风，云集响应，学者们以考据儒教经典为中心，逐渐拓展延伸到历史、天算、地理、音韵、典制及其他典籍文献。至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最终形成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学派，骎骎乎移一代之学风，成为有清一代三百余年间的学术主流，风靡了整个学术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