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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到克罗齐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史学月刊》 马小彦 参加讨论

在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与克罗齐是两个划时代的人物。黑格尔是自维科(1668—1744)以来集理性思辨的历史哲学之大成者,他破天荒地创立了“宏伟的历史观”;克罗齐则是把思辨的历史哲学更张、而宣告分析的唯今主义历史哲学正式奠立的大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其中辩证发展的观念同神秘主义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流派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则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并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但他却反对神秘主义的思辨而强调史学的人本主义,又有某种可取之处。研究这二者的源流沿革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得失,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代的理论折光,它一方面透露出德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的强烈意愿,一方面又显示出这个软弱妥协的市民阶级力图与封建贵族平分秋色分享政权的怯懦性格。所以,它是一种反封建的理性主义的保守性很强的资产阶级历史观,是同黑格尔的整个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相适应且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恩格斯指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有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①
    的确如此。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仅仅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历史家为限。但是,恩格斯的论断丝毫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没有从他先辈思想家那里汲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在他之后的现代思想家、历史家(撇开马克思主义者不说)再也不可能在他的既有成就的基础上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仅仅是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历史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虽然是最重要最富有成果的一个环节。
    启蒙运动是“需要巨人且产生了巨人的一个时代”。就历史学领域而言,除了产生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吉本,坚诺恩、文克尔曼乃至尼波尔、兰克等专业史学大师,如群星璀灿,开一代理性主义史学之风外,更有维科、赫尔德、康德、费希特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横空出世,高层建瓴,在专业史学家工作的基础上构造出历史哲学的宏伟兰图。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开创是比普通的编年史的写作、史料的搜集、鉴别、考证乃至整个历史编纂学的浩繁工作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件,因为,这门“新科学”(维科语)的奠立才真正标志着理性主义对信仰主义、自由主义对专制主义、科学对迷信、人性对神性的胜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意大利思想家、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乔巴蒂斯塔·维科,他以其彪炳史册的名着《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简称《新科学》,1725年)在历史哲学领域内立下第一座丰碑。这门“新科学”“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略有以下数端:
    其一,维科提出“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的中心论点,彻底改变了以往史学的研究方向,即以人类的活动作为历史的主体,改“神的历史”为“人的历史”,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二,维科总结了以往全部史学史,认为以往的以及当时的历史研究都以割断历史撷取片断的方式,不能通观历史过程的全局,而他则主张“研究应从问题开始时开始”。就是说要穷本溯源、要联系地发展地看历史,这里已蕴含了后来学者(例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论原则的雏形。这不啻是史学方法论上废形而上学兴辩证法的一场革命。
    其三,维科提出了政治斗争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论点,揭示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真实内容,彻底排除了封建史学的神秘主义迷雾。
    其四,维科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是一个“按照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内部法则发展的进程”②。应当说,这是维科首创的历史哲学最重要的一种论点,马克思主义之重视历史哲学的研究,原因正在于此。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阶级的条件所限,维科的《新科学》还杂糅若干神学的理论杂质,且其提出“神祗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三阶段周而复始循环更替的历史模式,从而歪曲了自然历史过程的辩证性质,以及在有关历史事实的考证上显得粗疏等,都一再证明《新科学》乃是瑕瑜兼俱的着作。但是无论如何,其“开山鼻祖”的地位,在历史哲学领域是无可怀疑的。就连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也一再首肯此点。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的编订者、黑氏及门弟子、马克思的老师爱德华·甘斯博士(1798—1839)就曾指出:“当一部《历史哲学》新着行世的时候,第一个自然发生的问题便是,为什么在所谓‘实践哲学’的各部门中,独独这门最后予以研究,最少予以适当的讨论。因为迟至18世纪之初,才有维科出来,认为‘历史’是各项基本的法则的体现,并且是‘理性’的产物,而推倒那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串偶然的事故,或者含糊假定‘历史’是上帝的作品的见解”,“假如要说到确实结构的历史哲学,那末,这类作家只有四人,便是维科、赫尔德、希勒格,和我们现在介绍他的作品给读者们的这位哲学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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