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黑格尔决不是只知摭拾先师牙慧余唾的庸人，而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④历史哲学从维科开创而达黑格尔之手，得到了最高度的理论升华⑤。
    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来考察，黑格尔对维科以来一百余年（1725—1831年）该学科的新贡献主要在于：
    （一）黑格尔将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应用逻辑学”纳入自己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而使其与该体系其他部分保持理论上的严密一致，使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哲学中得到彻底贯彻，这就改变了维科历史理论同哲学、社会学理论的扞格乖离自相矛盾。
    （二）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贯穿辩证发展的观点，废弃了维科的历史循环论，论证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体现这一观点的叙述方法就是着名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其思维方式“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恩格斯语）
    （三）黑格尔改变了维科那种抽象的人性论（共同人性论）和心理主义的叙述方法，使历史规律性（即他所谓“合理的必然路线”）与人类争取自身物质利益的活动“组成了历史的经纬线”，使表面上极度抽象神秘的“世界理性”表现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类行为之中。
    （四）黑格尔突出了历史过程中必然与自由、客观与主观、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既排斥了神意说、宿命论，也避免了唯意志论，使“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理性主义时代的基本思想光彩发扬。至于黑格尔书中不时出现的称颂上帝的话，不过是他当时为了遮人耳目的遁辞而已。
    黑格尔说：“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正象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完全接受这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我们不得不从历史上、经验上去研究历史……忠实地采用一切历史的东西，是我们应当遵守的第一个条件。”⑥但历史哲学家不同于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地方还在于：“他离不开他的范畴，而且从这些范畴来观察他心目中所见的各种现象。”⑦忠实于历史事实，又高瞻远瞩查古知今进而推断未来，这就是辩证法的历史观要义所在。试看黑格尔的这一提法，与当时德国正高歌猛进震撼欧洲史坛的尼波尔—兰克学派的治史原则——“如其所是那样地叙述历史”是何等密切呼应配合默契。这正如马克思说过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逻辑力量和历史作用正来源于此。当然，黑格尔的体系是保守性很强的唯心主义体系，不砸烂这个僵死的外壳，这逻辑的力量和历史的作用仍然无法显示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则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历史使命。
    问题在于，黑格尔历史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立之后是否已经完结其历史作用？它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面临着何种命运？新黑格尔主义巨子克罗齐又是如何继承、改篡和重建历史哲学的？毫无疑问，研究这一问题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
    如果说老黑格尔注重的是世界历史过程本身的研究——即哲学上所谓“本体论”问题的话，那么，20世纪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则通过反对传统的思辨方式和实证方式，将史学理论的基点放在历史的“认识论”方面；当然，这一转变必然得失互见，特别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历史辩证法，——但是，笔者认为，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却为历史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历史认识论为中心，把世界史的发展过程同人们对此过程的理解，把握结合起来，改变以往历史着作的“形而上学”性质，使之越进现代人本主义和分析主义轨道。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探索（虽然其观点、方法我们并不尽然赞同）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改造发展提供了殷鉴。这里且以历史认识论为中心，粗略地考察一下克罗齐在黑格尔之后对历史哲学提供了何种新东西。
    首先，是关于史学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及其特征。黑格尔将整个世界历史乃至全部宇宙过程一概说成“绝对观念”的自我演进史，其中世界史只是“绝对观念”达到国家这种客观精神形式以后在时间系列中以不同的民族精神对自己的展示，这个过程到普鲁士王国就达到尽善尽美不再前进了，往后精神就要从历史过程中超脱出来进入艺术境界，开始“艺术—宗教—哲学”即“绝对精神”的矛盾进展之程。值得肯定的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中有某些辩证的理解，例如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同一性、前进性的合理提法，关于人类历史同自然史、思维发展史的一致性的合理见解，即恩格斯一再称道的“他把整个自然的、社会的、思维的历史描写为一个过程”的辩证唯心主义认识论。然而，黑格尔把自然—社会—思维的同一性（在他那里其实是“三位一体”——同一于客观化了的思想本身）夸大并绝对化了，他抹杀了人类史（即我们这里所称的历史学、世界历史）同自然史、思维史的原则差别，以“泛逻辑主义”方式的推论代替了对历史事实的具体分析。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用“世界精神”在“地上的演进”代替了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论证发挥，结果使历史人物成了“世界精神事业的工具”。就连那些显赫一时功垂千古的人物，如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等，“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象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他们或则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象亚历山大，或则被刺身死，象凯撒；或则流放而死，象拿破仑在圣赫伦娜岛上。”⑨这样以来，世界史竟然成了“绝对观念表演的戏剧”，人的创造历史的作用不见了，不管多么重要的历史人物皆成了“绝对观念”的玩偶和害虫。黑格尔这种历史认识论毫无疑问是泛逻辑主义（反人本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克罗齐本人早年亲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教授的教诲，曾致力于黑格尔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他漫长的一生（1866—1952年）中思想上也发生过多次剧烈的变化，但有一点是大体保持终生而坚信不移的，那就是他强烈的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历史观。他第一个最响亮地喊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人类的作品”的崭新的历史思想⑩。重视人的价值、突出历史学的人本主义性质以区别于一般的宇宙发展史、自然科学史和思维科学史，是极其重要的见解，标志着人们对历史科学本质与特征认识上的深化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克氏将客观的历史过程归结为人的精神的产物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我们指出克氏与黑氏的差异之处却是不容回避也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克罗齐历史哲学中熠熠生辉，且贯彻于其全部“精神哲学”（含美学、逻辑学、实用哲学、历史学四大部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