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学兴起于本世纪初的欧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昌盛，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史坛上掀起一个比较史学的热浪，则是最近几年的事。比较史学虽是件“舶来品”，但作为比较史学的核心的历史比较法，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却自古有之，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珍品之一。
    “以古为鉴”这个命题，历来被我国各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高度重视。“为鉴”，就得进行比较，以“古”与“今”比较，或者说，以历史与现实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而比较的目的全部体现在“观今宜鉴古”这句话上。“以古为鉴”的思想的出现，据目前可以考证的，至少应追溯到西周初期。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召诰》是召公营建洛邑时的一篇诰辞。它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了夏商灭亡的历史教训；而总结历史教训的目的，诰辞也有明确的回答：“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曾运乾《尚书正读》释此三句云：“今王继受其命，我王其亦思二国兴亡之故，监其失而嗣其功乎！”这就是“观今宜鉴古”的最初渊源。值得注意的是！《召诰》还就商朝的先王和后王进行了具体的历史比较：“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殷命。厥终，智藏疡在。夫知保抢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它称先王为先哲王，以一“哲”字概括先王之可取；然后描述纣时贤智者匿藏，病民者在位，小民携妻抢子，呼天抢地，咒纣速亡，以求跳出昏暗世界的情况。这是何等鲜明的比较！可以说《召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比较史学著作。
    《尚书》以外的先秦典籍特别是诸子书中，这种历史比较俯拾即是，比比可见。《荀子·解蔽》云：“成汤鉴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鉴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这依然是《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及《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意思的引申。从《论语》这本每章仅三言两语的语录式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孔子常常在运用历史比较法。《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他把虞舜时的乐曲《韶》与周武王时的乐曲《武》进行了比较。《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他把唐尧、虞舜、周文武进行了比较，指出他们的共同点是深得人才。《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他把召忽之死与管仲之不死进行了比较，认为召忽殉主固然是仁，管仲不死而助桓公九合诸侯，也是仁，说明异中有同。《微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把伯夷等六位历史上的“逸民”进行了比较，说明同中有异。上面这些例子统统证明：历史比较法在我国“自古有之”，这并非夸饰之词。
    但是，有一种情况不得不提出。我国史学家常常在叙述历史事件之时或之后，指出这些历史事件符合或不符合古代的某一制度、或某一伦理道德观念，并且反过来根据这些制度或道德观念来判断某一历史事件的是非。这种撰史方法，《春秋》三传中多有之。然而，这一方法绝不属于历史比较法的范畴。历史比较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同时提出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史事，放在同一范畴内来考察。用“古已有之”的抽象的教条来评论史事，是不能称之为历史比较法的。
    纵观我国3000多年来的传统史学，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说理比较法，经过优劣比较法，进入求真比较法。
    所谓说理比较法，是作者先有一“理”在胸，然后通过对史事的比较，来论证这一“理”；换言之，进行历史比较，是为了说理。例如，《孟子·尽心上》：“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这段话是运用“圣人”舜与“盗”蹠的比较，来说明善利之别，引导人们弃利趋善。
    先秦诸子书运用历史比较，无不与《孟子》一样，是围绕着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伦理观念或哲学见解这样一些目的。其中，《韩非子》则是运用说理比较法的一部代表作。以《五蠧》为例，它开篇便比较了上古、中古、近古的情况：“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于是有有巢氏、燧人氏出。“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決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他说的“上古”，约相当于人类的原始群时期；“中古”约相当于原始公社时期；“近古”则已进入奴隶社会。文章接着比较了“古”和“今”（战国时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而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这样详细进行历史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世异则事异”，历史是前进变化的。这也体现了韩非本人的法治思想。
    《韩非子》还善于运用多个历史事件，同类型的，或相反相成的，同时说明一个道理。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中内、外《储说》最能体现这个特色。如《内储说上》阐明人主所用之“七术”，第一术叫“众端参观”，即“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列举了侏儒梦灶、鲁哀公称“莫众而迷”、齐人谓鱼为河伯、惠子言“亡其半”、叔孙专听竖牛而饿死、江乙论“不言人之恶”的荆俗、嗣公益树壅塞之臣、庞恭谈“三人言而成虎”的祸患，共八件史实，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都有，作者虽未一件件详加比较，而兼听参验与偏听壅蔽的优劣得失，已灿然陈于读者心目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