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比较法的运用，昌盛于先秦诸子。延及两汉，乃有贾谊的《述秦论》三篇。如它的上篇，先以秦与六国比较，写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山东六国，则君贤臣良，“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然而秦“无亡矢遗镞之费”，竟使从散约解，六国敞困。接着，又以氓隶如陈涉等与六国比较，二者“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然而强秦却毁于一旦，身死人手。六国应胜而不胜，秦不应而亡，原因何在？作者根据两层比较，得出结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则以秦的前期善乘“近古之无王者”之势而强，与秦的后期不善“守威定功”之术而亡，两相比较，说明秦不知安危之本，不知正倾之要。下篇以周文武“饰法设刑”，“王周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与秦王“繁法严刑”，“本末并失，故不长久”进行比较，说明“安危之统相去远矣”。文章如此反复进行历史比较，都是为了说明守成必施仁义这个道理。
    自贾生以后，用比较历史以说理的论文，代有出现，也不乏名篇佳作，但终属未尽之余波。
    由说理比较法进而有优劣比较法，至少在《史记》中便已初见端倪。如《酷吏列传》记述了郅都等十人的史事后，评论道：“此皆以酷烈为声。”指出了他们的共同点。又说：“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又比较了他们的不同点，优劣判然。通过比较，司马迁得出优劣各异的结论。这是司马迁进行历史比较的例证。
    说理比较法的特点是：“道理——历史比较”，即作者先有道理，次以历史的比较进行印证。优劣比较法的特点则是：“历史比较——优劣”，即作者是在进行了历史比较之后才得出谁优谁劣的结论。运用说理比较法，有时为了说理的需要，仅论及史事的某一个点，或某一个侧面，甚至有扭曲历史、削足适履之嫌。换句话说，作者进行历史比较，常常胸有“成竹”，没有顾及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评述，更多的是从主观论证的需要出发。而优劣比较法，则是作者对历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较为全面的考察之后，来比较优劣。作者是胸无“成竹”的，因而结论较为公正。由说理比较法进为优劣比较法，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飞跃，归根结蒂，也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运用说理比较法，多为撰写政论；只有运用优劣比较法，才真正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
    自晋傅玄谓“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傅子》）。之后，马班异同、《史》《汉》优劣，一直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界一大论题。据现存史料，第二个比较班、马，且言之有据的，是晋张辅。他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晃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因又困循，难易益不同矣。”（《晋书·张辅传》）其后，讨论这个题目的，有唐刘知几的《史通》到近现代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陈衍《史汉研究法》、刘咸炘《四史知意》与《史学述林》、吕思勉《通史评·内篇》等。自唐代刘知几的《史通》直到白寿彝的《司马迁与班固》等众多著述，均以此论。足见优劣比较法在我国自汉迄今，经久不衰。
    我国史学家们并不限于评判《史》、《汉》优劣。刘知几《史通·外篇》之十三章便论述各类史书之得失。他分唐以前史书为六家，统归二体。他经过比较，认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而记人述事，“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此外，又对其取材、行文进行了评论。
    而且，史学家们又并不限于从体例上、取材上、行文上比较史书的优劣，许多比较研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作者们的史才、史学和史德问题。如《廿二史劄记》有《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节，谓“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遵之。……直至欧阳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书》，始改从《春秋》书法，以寓褒贬。而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赵翼从“据事直书”与“回护”两种书法的角度比较了史书优劣，从而也就比较了史家们的史识的优劣。
    历史比较由议论文的附庸，一变而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固然是一大进步，但仅仅比较优劣，对于解释历史现象仍然是极表面的、极肤浅的。历史研究必须透过历史现象探讨历史发展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因此，历史比较法也就必然由考究优劣的目的，再进而为探求历史规律的目的。用梁启超的话说：“凡天下事，必比而后见真。”他撰《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法异同论》，认为从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中，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并且可以“察其原因”，“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可以“寻其影响”，“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这种以探求历史现象之“所由来”与“所必至”为目的的历史比较，即求真比较法。它的特点是在优劣比较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即“历史比较——优劣、异同——终极原因、规律”。
    求真比较法，自然不始于梁启超。例如，先成于梁启超的文章之前的《廿二史劄记》，对几代宦官进行比较后，便有这样的论断“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这个经过比较后的概述，当然使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深入了一层，如此等等。无疑，经过这样的历史比较之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更接近于真实了。当然，这与探讨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还有距离；但对历史的真实描述，正是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