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优良的传统，继承史学传统，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者所注重的信条。中国史学丰富博大，究竟有多少优良传统可供我们继承和宏扬？对于这个问题，历来的史家都极为重视，也做过详尽的论述，综其所述，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主张变通，2、以史为鉴，3、秉笔直书。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除上述几点之外，我认为还有许多，其中有两点，尤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第一，敢于写当代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古代史、近代史，重要的是在于研究当代史。因为当代史属于当时人生活的真实，既能总结当代社会发展的恶善，又能唤醒当时人对于自己行为的清醒认识；研究当代史，有助于适时调整各种政策，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当今中国史学面临“危机”，除客观的环境因素制约之外，有一点就是不敢正视当代史的研究，使历史研究与当代社会脱节，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宗旨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因而使人们萌生出“学史无用”的想法。直笔书当代，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早期，历史学家就很重视研究当代社会，在他们的笔下留下了许多当代社会的历史画卷。当然，直笔书当代，会有很多框框，也可能要冒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因为在古代社会，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也就是为君主个人服务的，要直书必然要触犯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可能会百般阻挠，但历史学家还是本着作史的真实性的原则，不避危险，奋笔直书。
    如《左传》中所载的“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的故事就是明证。据《左传·宣公二年》所载，“赵穿（晋）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齐国事，崔杼杀了其国君，“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史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两则故事反映了先秦史家重视当代史的现象，他们那种勇于献身，捍卫史学真实性的精神，为后来史学家所承继。如大历史学家孔子不仅盛赞他们为“良史”，而且在著史过程中更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的笔下，对于当时各诸侯国不合乎礼义的事大书特书，毫不隐瞒，一部《春秋》基本上就是对当代社会的记叙。
    春秋之际，王室衰微，诸侯强大，越权犯上屡见不鲜。孔子对于这些不合乎旧礼的现象大为不满，故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多有记载：对春秋时期三家分晋，私铸刑鼎，“八佾舞于庭”，“旅于泰山”（《论语·八佾》）等破坏礼制的行为大书特书，鞭笞诸侯，捍卫周礼。尽管他这一套作法不一定符合时代潮流，政治上表现为落后、守旧的政治观，但他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当代、不畏强权的品格尤为可嘉，这不但为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而且为后来史家勇于写当代史的优良传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步入封建社会，集权专制高度加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封建专制政治对人们的言论著述控制的更加严厉，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到清代的“文字狱”等，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制达到高潮。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许多史家不敢讲真话、记真事、或违心歌功颂德或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隐而不写，避而不书，给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和著述罩上了阴影，出现了曲笔之风，秽史之作，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和著述更是举步艰难，下笔险生。尽管如此，仍有一批史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奋笔直书，以求得真论，对于当代史的记述更是甘冒风险，勤于著述。在这方面，应首推司马迁。司马迁著《史记》，功勋之最概不胜述，但求写当代史之举，可谓史界之楷模。在《史记》一书中，不但对汉以前的历史如实记载，对汉初几十年的历史更是记述真切。他写汉代史既不誉美，也不隐恶，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种敢于写当代史的壮举，被历代史家誉为美谈，扬雄盛赞《史记》为“实录”，班固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史家，敢于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代历史，是很不容易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生命，然而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在《史记》一书中，对于汉初的历史做到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记载。如写汉高祖刘邦，既写他足智多谋，灭诸侯取天下的丰功伟绩，又对他那种流氓无赖的本色揭示得淋漓尽致；对汉武帝，既写他雄才大略、重用人才，又对他穷兵黩武、重用酷吏，搞得民不聊生的现象大加鞭笞。汉兴几十年，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司马迁大加赞美，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者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至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的腐败现象也予以揭露。
    总之，在《史记》一书中，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比比皆是，使人们在读了《史记》之后，不仅佩服司马迁那流畅生动的文笔和敢于写当代史的勇气，而且对于人们准确把握汉初历史风貌，的确起到了一目了然的作用。与此相比，《汉书》的作者班固则大为逊色，就连以后所谓各代正史的作者们，由于诸种原因，丢掉了奋笔书当代的传统，对于自己所存时代不敢客观记载，使中国封建史学丧失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