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司马迁之后，能够直笔书当代的要推晋朝史学家常璩，他写了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华阳国志》，这部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地方通史，保存了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尤为可贵的是在书中写了大量的记述晋代历史的史事。作为史学家，他极推崇《史记》、《汉书》的写法，认为“史迁之记，详于秦汉；班生之作，备于哀平，皆以世及事迩，可得而言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阳国志》一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记载两晋、成汉之际的历史与人物。如：《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后贤志》等；这些篇章，都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当时的档案和作者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既具体又可靠，为后人研究此一段历史保存了客观、真实的史料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史学载记范围，特别是继承和宏扬了中国史学书当代的传统，足可为鉴。
    当中国史学发展到宋代，随着社会进步和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中国封建史学出现了新的景象，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宋人把书当代的优良传统又推向一个高峰，许多史中本着公平正直，客观求实的治史风格，写下了许多反映当代生活的历史篇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有宋一代，史学之盛，达到空前，这不仅表现在史学体载的创新、历史载记的丰富、史学著作的宏博，尤其在宋人修宋史、当时人写当代史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发展到宋代，史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皇帝重视史学书籍的撰述也较以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困难之多，可想而知。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一批史学家挺身而出，捍卫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写出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的历史篇章，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主要记载徽、钦、高宗三朝史籍。宋从靖康之乱后，“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浸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为了使“忠义之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他决心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时历史真象，“尽见事之始末”的信史。为此他历尽艰辛，遍查各种记载，完成了这部宏篇巨著。在书中，对于当时的历史人物，不以善恶为是非，而是比较能够真实反映历史面貌。如写张浚其人，书中例举了他大量的功业，但对他枉杀赵过、曲端诸事极为不满，且也跃入纸上，可为公正不隐。
    李心传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书，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朽之作。他深感“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朝野杂记》卷首）。因此他决心写一部真实反映南渡以来的史书，以纠正不同记载。在他的著作中，写的多为当时事，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略。但李心传做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甚至于农民起义都有较真实的记载。正如清人李调元说：“李心传身为南宋人，故半皆目击，所记特详”（《旧闻正误》序二）。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直笔书当代，的确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论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还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这一优良传统始终被历代史家所继承，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今天在史学研究过程中，重视当代史的研究，同样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把史学研究推同一个新的高峰，这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二，勤于实践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优良的史学传统，即勤于实践的探索精神。许多史学家为了弄清楚这一些历史事件和传闻传说，不畏艰难险阻，勇于走出书斋，云游名山大川，探寻名胜古迹，力图把历史记载与现实探索相结合，描绘出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画卷。这些工作异常艰苦，不仅要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与大自然展开搏斗，而且通过实际调查研究，获得感性知识，丰富历史记载，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例如，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的漫游壮举。二十岁开始从长安出发，先是南下江陵，渡长江转辗汨罗江畔，凭吊屈原，又“浮沅湘，窥九疑”，了解舜帝的葬地和英绩，又登庐山，了解大禹治九江的传说，还“上会稽，探禹穴，至吴、登姑苏，望五湖”，又渡江北上，走访淮阴父老，了解韩信等人的传说；之后“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向西又到秦汉之际一些风云人物的故里采访，又到楚汉战场实地考察，最后过“梁、楚以归”。通过这次游历和实地调查，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和传闻，并掌握了大量的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为《史记》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如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他经过故大梁之墟，了解信陵君的事迹，“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剥弱至于亡”（《史记·魏世家》）；他去淮阴，访问韩信的事迹，淮阴人对他说：“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行营高敞地，令其房可置万家”（《史记·淮阴侯列传》）等等。通过实地调查，司马迁从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史料，以至于在写《史记》一书中，材料丰富，故事情节感人，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如写陈胜少时，虽为佣耕，却有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才大略，刘邦好酒色的劣迹，韩信胯下受辱的情况等等，这些来自于民间，经过实际调查而来的生动的语言和成功的人物塑造，终使《史记》成为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
    除司马迁之外，历代史家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也没有忽视野外考察和实地调查研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能垂史千载，与他们严谨的学风、勇于实践的精神分不开。如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史学家郦道元，为了完成他的地理学巨著《水经注》，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利的情况下，继承司马迁实践获真知的精神，爬山涉水，足迹遍布大半个华北地区，他北到过平城以北，太和十八年侍从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水经注》河水第三篇），“脉水寻经，亲所迳涉”；“景明中言之寿春路直”虎牢（同上第五篇）；“昔因公事，沿历徐兖，路经涉洙泗，因令寻其源流”（《水经注》泗水篇）。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所到之处，郦道元无不细心察看，认真探究，纠正了许多不正确的说法。郦道元这种实践第一的精神，使他的名字与《水经注》名彪青史，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