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绝不单是史学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史学工作者的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湘报》第20号，刊登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谓中国“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应“一切制度悉从泰西”。该报第24号又刊登了樊锥的《开诚篇（三）》，也鼓吹中国应“唯泰西是效。”易鼐，湖南湘潭人；樊锥，湖南邵阳人，都是追随康、梁的维新派人士。他们要使中国“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是爱国的；在他们所处的19世纪末，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原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提出“悉从泰西”之类的观点，却不是对泰西有深刻的了解和分析之后作出的结论，更不是全面地比较了中西国情、文化等作出的结论。因而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们的主张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没有成大气候，只不过是维新运动的旁支别流。但是，他们终究是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论者的第一代。如果说第一代的主要失误在于没有认真进行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那末，“全盘西化”论者以胡适、蒋廷黻为代表的第二代，则是有过认真的历史比较研究的。蒋廷黻于1938年写的《中国近代史》，开篇说：“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接着他在这本只50000多字的小册子中，比较了鸦片战争中的剿夷派和抚夷派； 比较了洪秀全与曾国藩所走的不同道路；比较了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比较了康、梁发动的百日维新与慈禧、刚毅等“顽固势力的总动员”，等等。这些比较分析，是有一定份量的。但是，他简单地认为，“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他认为，“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蒋延黻从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历史比较出发，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显然不进行历史比较，固然不可能“求真”；即使进行了历史比较，如果不是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指导，同样不能达到“求真”的目的。鼓吹“全盘西化”论的第三代，如方励之等，由于世界观不对头，在方法论上也片面、偏激，其结论自然必错无疑。所以，求真比较法的运用，或者说，运用历史比较以求真，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可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我国史学工作者从正反事例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国传统史学家们运用历史比较法，有如下特色：
    一是视野既广阔，着手点又具体而微。史学家们常常是纵观古今，横览八极，捭阖自如，举凡人文所及，无不在他们比较的范围之内。但他们绝不作空泛无物之论，而是史实精当，比较入微。曹冏作《六代论》，论述夏、商、周、秦、汉、魏之嬗递，上下约2400年，不可谓不眼宽胸阔，然全篇立意只在“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数字，劝少帝分封同姓子弟以为护卫。范晔《后汉书》写光武帝中兴的28将传论，从春秋时的管仲、隰朋、先轸、赵衰起，以至于西汉200 来年中分封臣下的情况，进行正反比较，也可说是胸中早有名臣数十人，落笔更是起始数百年，都是为了引出“崇恩偏爱，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的议论，为光武帝“不以功臣任职”立言。我国传统史学家们在运用历史比较法时，正因为视野广阔，便纳入尽可能多的可比对象，而常常不止两三个；又因为着手点具体而微，他们进行的历史比较总是有根有据，且观点鲜明，从而高度发挥了历史比较法的社会效果。
    二是比较的方法多式多样。有按时间先后进行的纵向比较；也有按地区、国别差异进行的横向比较；有宏观的，如韩非进行的上古、中古、近古、当世的比较；也有微观的，如赵翼进行的《三国志》与《后汉书》的书法比较。苏轼《留侯论》云：“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这是通过历史比较，同中求异，指出张良与伊尹、太公才同而谋异。干宝《晋纪》云：“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鸿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欧阳修《朋党论》云：“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谬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些都是通过历史比较，异中求同。
    三是历史比较紧密为“今”所用。贾谊写《过秦论》，就是要为汉文帝改革政治，避免社会危机提供历史借鉴。故后人评论说：“过秦者，所以过汉也。”贾谊自己在文章末尾也明确地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这就是他进行历史比较的目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全文征引《过秦论》时，赞扬道：“善乎哉，贾生推言之也！”褚少孙在《陈涉世家》中又征引了它的上篇，并评论道：“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他们固然是以《过秦论》代作自己的史论，更是欲“通古今之变”，讽谏今日。
    虽然“去就有序，变化因时”这条“尚功利”的历史比较法线路，并不始自贾谊，例如，战国时魏国的李悝著《法经》，就是比较了前代的《禹刑》、《汤刑》、《周刑》以及当代郑国子产的《刑书》与邓析的《竹刑》、赵国的《国律》、韩国的《刑符》、楚国的《宪令》、齐国的《七法》、秦国的《秦律》之后，有所减损增益。故《晋书·刑法志》说：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唐律义疏》也说：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但是，自贾谊之后，“去就有序，变化因时”，便几乎成为大多数人进行历史比较的共同目的。陆机著《辨亡论》，比较了吴国前兴后亡的史事，排比对偶，文辞宏丽，洋洋洒洒数千言。为了什么？据《晋书·陆机传》称，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虽然动机如此功利，但他在文章中所总结的理政治国的经验——“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七之谋，慈和以结士民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在封建社会中却是有较为普遍的意义的。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比较研究是绚烂多彩的，但总体说来，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史学著作尚付阙如，人们所进行的历史比较也大多尚是粗线条的，更谈不上有对比较史学理论的探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比较史学，目前在我国尚处于开创时期。然而传统史学中的比较研究这个宝藏，是大可发掘，应该珍视与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