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史学史的总结。克罗齐在维科——黑格尔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依照其人本主义和分析主义标准重新概括了全部史学工作，他把历史划分为历史和编年史、真史和伪史、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历史学、专门史和一般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等进行缜密的研究，一方面深入发挥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的基本观点；一方面将“真正的历史”同“伪历史”（例如“历史语文学”之类的编年史、“诗歌性历史”即喻古讽今的史论、“修辞性历史”即实用性的史学训诫等）同黑格尔主义的泛逻辑主义历史哲学及孔德、泰纳的实证主义史学，同各种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部门的专门史，同各种自然科学史严格区别开来，从而突出了历史学的特殊本质。当年黑格尔通过对“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的批判，清除了古代经验主义、近代早期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对历史科学的错误影响，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了新鲜的辩证发展观念，于是才有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据以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契机。那么，今天‘在我们同教条主义告别，一切从中国和世界实际生活出发来研究世界史和各种史学问题时，克罗齐之强调历史科学的特殊性质，强调“人们自己创造并认识自己的历史”的观点，不正是针砭时弊的一块金石吗？当然，克罗齐为了强调差异，往往丢掉了历史科学与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而显示了他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但我们不能因之而抹煞他的真知灼见。我以为克罗齐之阐扬历史学的特殊性质，对我们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纯洁性，对从事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们并不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联系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思维科学的成就与方法，也不反对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但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部门，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它自身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其三，克罗齐继黑格尔之后，强调了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这对当代反理性主义、循环论、悲观主义的各种史学流派的谬见，有重要的批判作用。随着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迈入垄断阶段，资产阶级历史学这门曾富于创造性、批判性的学科从根本上堕落了，并加速地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轨道上奔驰。抹煞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质，回避历史的规律性、因果性、合理性，夸大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质和神秘性质，宣扬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乃至基督教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循环论，虚无论等，各种非理性主义流派泛滥成灾。与大多数资产阶级“现代派历史学家”相比，克罗齐算得上“世浑浊而我独清”的不同凡响的人物。这里且引证克氏关于历史永恒前进性的一段精采议论：
    有时候，历史家们想用一种忧郁的文体去叙述那些痛苦的场面，想去歌颂那些他们喜欢称之为历史的死亡，当他们听到一阵笑声、一声欢呼、一声满意的叹息，或在他们所寻求的凭证中发觉一种热情的激励时，他们就觉得又诧异，又受了嘲弄。他们问，当四处响起宣布世界已到末日的号角时，人们怎样还能生活，恋爱、繁殖后代、歌唱、绘画和议论呢？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种世界末日只存在他们自己的想象当中；他们的想象是富于哀歌精神的，但理解力是贫乏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讨厌的号角声实际上决不存在。在另一方面，这些号角声又是很有用的，可以提醒这样一些人，他们可能忘记了，历史永远在不倦地工作，它的表面痛苦乃是产前的阵痛，它的被视为气喘吁吁的叹息乃是宣布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呻吟。历史和会死的个人不同，用克里特的阿尔克美昂的话说就是，个人不能把他的开端和结尾联接起来；但历史决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11）。
    克罗齐之所以发表不同于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这番议论，决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从根本上说，是他坚信人类精神的发展是一个世代相续亘古不衰的洪流，而时事变迁不过是历史的现象方面。所谓“世界末日”、“历史轮回”只有神话的意义——而这恰恰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真谛。黑格尔—克罗齐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在历史方向上的结论必然是辩证发展的乐观主义观点，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能保持发扬这种历史见解，更是多么难能可贵。
    最后，是克罗齐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自由观念问题，这也是他高度发挥了的维科、黑格尔及近现代一切进步思想家的基本精神的一点。克罗齐历史哲学阐发的自由概念，既与传统的自由概念有历史的联系，又带有当代人本主义和分析主义的特点。马基雅弗利的自由观基本上是为了论证市民资产阶级权术家的夺权之道；维科的自由观着重在强调“共同的人性”或“自然法权”以便为市民争一席之地；黑格尔的自由观是一种“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是由抽象的思想自由论证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达成妥协分享政权的合理性。黑格尔有一个着名的公式，就是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自由意识的各种不同的程度：第一，例如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12）。当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然而，如果回避现实的社会矛盾，不谈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各项社会实践，所谓“自由意识的进展”则无异于一派空言、痴人说梦，或者历史学上的“天方夜谭”。克罗齐则不同，他不光是大学教授、着名的知识分子，而且本人就是政治家，他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贯彻自由主义。克罗齐正确地指出了黑格尔以抽象的自由原则的实现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的泛逻辑主义方式的荒谬性，说道：“当我们看见他把理性在历史世界里的必然程序‘先天’地加以描述的时候，这些话的意义方全部表达出来。世界的历史便是在自由意识里的进步。它的各种因素和个别的度，便是相异的民族精神，相异的民族。这些相异的民族的每一种都是命定来代表一个唯一的度，和在全部的功业中完成一种唯一的任务的。黑格尔在找寻事实的材料之前，已心中有数。他早已知道了这些事实，一如我们认识那精神在自己的普遍存在中所找到的哲学真理一样，而不是总结偶然的事实，把他们演绎出来的。”（13）这就是说，用一个抽象的自由原则到处乱套，是矫揉造作的历史虚构，应该从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仔细研究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和自由权利的取得。克罗齐的自由观是与他的历史认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人造的也是人所理解的，在这里没有什么“绝对观念”的地盘，认识历史的方式只能是对历史材料的分析而不能是泛逻辑主义的推演。这样，克罗齐便以其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彻底清洗将历史哲学推向人本主义和分析主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