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澄清对史学史学科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的模糊认识。白寿彝先生于1995年就指出：“史学史研究要抓重大问题，系统地解决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如史学史本身的理论问 题，史学史分支学科的理论问题，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史学发展的内部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要提出来，开展研究。”[18]事实上，解放前的史学史理论，一是整 个学科处于草创时期，当然不够成熟；二是处于资产阶级史学占主流地位的背景下，指导思想带有资产阶级性质。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理论，又不免带有某种“左”的烙印 ，过多地强调批判“封建主义旧史学”和“资产阶级伪史学”，这些都与当今整个社会科学指导思想不甚一致，况且，当时的讨论随着史学史学科发展进程的停顿而偃旗息鼓，并没有深入下去。所以如何在参考吸收以前的史学史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开拓史学史理论的新境界，是新时期史学史学科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目前有关探讨文章虽时有发表，但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潮流，远远不能适应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形势。理论问题不很好地解决，直接影响实际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一些文章中，弄不清基本概念及其区别，大量概念混杂叠用，信手拈来。论述同一个问题，时而称史学思想，时而称史学理论，时而称历史思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搞清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的区别、历史编纂法与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区别、史学方法与史学方法论的区别，等等。至于史学史的任务、性质、内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相邻学科的界限等理论也都仍有不断研究、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必要。
    （2）进一步加强对史学史重要问题的研究。白寿彝先生关于抓重大问题研究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史学史研究的实际工作。对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认识，往往会在史学史研究中（即便是进行微观研究时）起到某种指导与纲领的作用。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如人们都认为史学史研究要揭示史学史发展规律，但迄今为止，究竟发现了几 条规律，究竟是怎样的规律，有关论述并不多见。人们也都认为史学史研究要揭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但究竟是怎样的联系，怎样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关论述也 所见不多。至于史学史与相邻学科的界限问题就更为模糊。史学史分期问题，近年虽受到一定重视，但也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最值得提出的是，梁启超在倡导建立史学史学科之初，就将“最近史学的趋势”列入四大研究内容之一，而在目前的史学史专著中却基本不见论述，不知是故意避开了，还是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史学史应有的内容。实际上，研究历史有鉴往知来的目的，研究史学史自然就应有鉴史学之既往、知史学之未来的目的，史学发展趋势是不应忽略的研究课题，当初梁启超的定义是有其学术高度的。缺此一重要内容，就难以完全体现白寿彝先生所谓史学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的定位[19]；缺此一重要内容，势必使史学史学科的价值大打折扣。
    （3）扩大研究视野，避免研究内容的低层次重复。选题陈旧、论述内容低层次重复，不利于整个学科的成长与进步。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确是 一个应关注的课题，文章已达百篇似也不嫌多，但可惜的是见深度、见新意的也不过十几篇。甚至个别洋洋几十万言的史学史专著，也是有不少内容抄撮成说，鲜有新见。事 实上，史学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还有许多工作等待完成。比如；与文学史学科相比，史学史学科工具书的编制工作做得可谓极差，具有80年的学科史，竟然只有一部专门词典；而专门的索引至今未见一部公开出版，这与文学史词典和索引等工具书的大量出版，形成鲜明对照。资料的编辑工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除了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及《史记》等极少数书有资料集外，即便是《史通》、《资治通鉴》这样的名著也没有象样的资料汇编；而在文学史方面，许多名著都有数十万上百万字的资料集，还有许多专题资料汇编（注：仅以朱一玄先生为例，就有《红楼梦脂评校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明清小说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90）；《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聊斋志异资料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1986）；《古典小说资料序跋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83）；《西游记资料汇编》（郑州中州 书画社，1983）；《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等。）。此外，在文章选题上，除了上述重要问题 外，微观的个案研究，也还有许多空白点，等待有心人去填补。至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近几年对明代史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改变了过去明代史学研究的荒芜状态（ 注：网上查询，截止2000年，博士论文已有4部，专著有两部，专题论文则更多。），这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4）提高史学史教学与研究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以前从事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不多，因此老前辈们曾呼吁要重视培养人才，扩大研究队伍；如今我们的队伍明显扩大， 这与研究生导师增多、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等有关，同时也说明，学科发展了，吸引力增强了。队伍雄壮，自当高兴，但也有可忧之处，比如，一些学校为建立博士点把从未 搞过史学史研究的教师，选作博士生导师；更可怕的是有的人作了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依然不从事史学史研究，这样的导师不知能否保证其指导博士生的质量。有的研究 者在不具备史学史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仓促上路，甚至连简单的史料也理解得十分荒谬。有的史学史研究文章却大谈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因此，史学史研究者应加强自身的学 习，提高专业素质。
    （5）抵制浮躁学风的侵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 ，浮躁的学风也吹进了史学史界：有的人不肯花时间扎实读书，写文章凭空侈谈，偏激 武断，造势猎奇，甚至对古今史学一概骂倒，读来令人齿寒。有的人公然抄袭，别人文章的精彩一段，往往变成他文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别人文章的一、二、三、 四，变成他文章的二、三、一、四，框架大致相同，内容基本不变。这些现象令人担忧，助长了一些人走捷径的心理，给新入门的学习与研究者作了极坏的榜样；同时也导致一些非史学史专业的人对史学史学科产生偏见，有人就笑称，原来史学史就这样好搞，神侃一通就可以骂倒几千年的史学。学风的问题固然有整个学术界大环境的影响，但搞史学史的人本应对中国史学的“良史”传统有较深刻的认识，自律性也就应更强。事实上，史学史界有许多优良风气值得发扬。老一辈史学史家给我们作出了榜样：白寿彝先生在“文革”时期，愤然拒绝整教授的所谓考试，表现的是学者的一身正气；杨翼骧先生为编好一部史学史词典，两次客居上海达半年之久，表现的是严谨认真的学风。至于热心扶持后学，待人宽厚诚恳，无论是在第一代还是在第二代学者中，更有许多俯拾即是的事例。这些都是我们建立良好学术氛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