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学科发展阶段划分的几点认识
    第一，以上以1949年为界将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划分为新旧两个阶段，并非要把两个阶段割裂开来，事实上两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体现在二者各自的主要特点上：旧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为指导，以梁启超设立的史学史内容为框架，在叙述方法上有较明显的目录学的痕迹。新的史 学史学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突破了梁启超设立的史学史内容框架，并基本消除了旧的目录学的痕迹。白寿彝先生在谈到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时说：“旧日的学者，有的人就因此而掉到海里，把书目和内容介绍当作史学史看待……自梁启超以下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议论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时候，特别表现出这样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从根本上跟他们不同，而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列宁：《卡尔·马克思》）的。”[14]这清晰地指出了新旧两个阶段史学史学科的区别。前面所述20世纪60年代关于史学史基本理论的讨论，都强调要建立新型的史学史也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联系则在于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并非凭空产生的，60年代已经有人指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中国史学史，不可能完全脱离开旧的史学史，完全白手起家。史学和其 他科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成就。我们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或编写中国史学史的工作，不但不能和过去旧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截然脱离，而且必须对于过去旧的史学史加以重新估计，尤其要对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史学加以批判的总结。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不断的创造和前进 。”“无疑的，如果我们善于批判地继承过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果上述这些特点能够在今后的史学史论著中充分体现出来，那么可以相信，我们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必将逐步走上真正科学的道路，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13]事实也确实如此，1957年金毓黻先生的著作被重印，正说明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界，没有忘记从旧阶段的史学史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第二，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数年间的史学史热潮，不足以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只是新阶段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起始。
    20世纪60年代重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程是被“文化大革命”人为打断的，20年后的70年代末兴起的史学史的热潮是这一进程的接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80年代以来关于 史学史基本理论的文章，与60年代相比，在论点上除了摈弃了那个时代极左的东西，基本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的是原来观点的重复，有的是形成于当时而发表于20年以后，有的是原来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例如，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就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14]。可以说，80年代以至现在有关史学史理论的探讨，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认识的深化也是明显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60年代讨论的继续与发展，但白先生的观点仍是目前有关的论述的基础。
    另外，60年代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顿下来，而80年代以来的许多工作则是这些未竟工作的继续。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从草拟到出版，“辛 勤探索四十年，汇聚心血两代人”的历程，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连续性[15]。其他一些著作，如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也与此情况类似。60年代提出的发展史学史学科的一些具体任务，如编写史学史教材，编辑史学史论文集，编制史学史著作目录和史学史论文篇目索引，编制近代中国史学刊物索引，汇编前人和今人对历史上重要史家和史著的评论，等等[13]，有的在80年代以后才完成，有的现在正在进行中，有的至今也还未提上日程。可见，60年代与80年代虽在时间上相隔20年，但所作的工作有密切的连续性，因此60年代上半期的四五年，只是新阶段中国史学史学科重建进程的开始，并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阶段，她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连为一起，皆属于正在进行的“新阶段”。
    当然，从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间断了十几年来考虑，将“文革”前后划分为两个时期也是必要的，但这与把“文革”前与解放前及70年代末以来并列为三个发展 阶段仍有较大的不同。
    四、学科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综观史学史学科8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道路曲折，成果丰富，仍需发展。
    80年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总结：第一，对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 的，史学史学科的基本内容与基本框架，史学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如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历史观、历史思想、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治史方法、历史文学）等都有论述。 第二，对中国史学史的总体研究。如对史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对史学发展或衰落原因的探讨，对中国史学发展特点的研究等。第三，对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朝代史学的研究 。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现代、当代史学，都有相关研究成果。第四，对具体史著、史家的研究。其中既有名家名著，如刘知几与《史通 》、郑樵与《通志》、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也有二三流史家、史著，如刘肃与《大唐新语》、路振与《九国志》、谢启昆与《西魏书》等。这些成就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一书（注：此书完成与1988年，论述的下限为1987年，但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1996年才面世。）和近年来的综论性文章如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20世纪的发展道路》、《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2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张越先生《中国史学史分期综述》[16]、王记录先生《50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17]以及《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发表的历年史学史研究综述中都有论述，限于篇幅，兹不重复。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相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