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似乎注定了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考据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且不说在顾王、陈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即使是他们那些基本的实证方法，也未能完好地继承下来。新一代考据家基本上是顾、王、陈等老一代实证史家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做学问的黄金时代大多已经消耗在数十年来无休止的斗争、批判的政治运动中；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所接受的都是同样一套教条化的理论和实用化的治学方法的训练，以致思想僵化、视野狭窄，知识面单薄，他们搞考证，既缺乏乃师做学问的深厚国学功力，也没有乃师那样的理论素养，更没有乃师一生执着历史不计功名利禄“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旨趣。当代新考据家靠近实证史学，搞起考证，实在可以说是为形势所逼的别无选择。凡此种种，决定了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实证思潮，不仅未能弘扬实证精神，把中国历史学导入科学的殿堂，反而如邯郸学步，徒然摭拾到本世纪前期实证史学思潮的这些雕虫小技，当代史坛这股考证主义史学思潮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衰颓景象，也就势所必然了。
    从学术旨趣看，新考据家大多鼓吹“为考证而考证”。在这一目标取向下，新考据家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考据上，选题越古越好，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如唐宋，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先秦，而先秦又集中于有文献记载的一系列零碎的历史事件和文献典籍上。新考据家把历史看作是单独的互不相关的一个个人物和一件件事实的堆积，把考证和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名物、典章当作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鼓吹“考出一个名物，释出一个文字，等于现代天文学界发现一颗星”。一味地挦撦残编，补残钩沉，寻行数墨，饾饤字句；欣欣然穿穴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皓首穷经钻牛角尖。
    新考据家远离时代，脱离现实的治史旨趣，割断了历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把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排除出历史学之外，从而使历史学走入了死胡同。他们那种于世于时毫无裨益的历史操作旨趣，已经受到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抨击。本文不拟对此多费笔墨，在这里，我将主要从学术的维度，审视一下当代中国史坛的考证主义思潮，看看考证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是不是如新考据家所自诩的那么科学，那么神圣和尊严。
    在新考据家看来，“史料即史学”，考订史事，整理史料，既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考据，自然也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于是乎，斤斤焉醉心于某一具体史事、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醉心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排比。无庸讳言，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史料的辨伪考订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考据作为一种历史操作方法，也是每个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其中的道理正如数学家必懂“九九表”和四则运算一样简单。数学不等于四则运算，历史学也决不仅仅就是考证一途。因为，历史并不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堆积，不是政治事件按时间顺序的构成，而是由人类全部活动构成的巨画；历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有责任向人们揭示人类怎样演进到现在这个样子、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到现代这个社会等问题，而这显然不是机械地考证和堆积一个个历史事实、搜集和排比一条条孤立史料所能奏效的。因此，历史学不应仅仅作为若干具体事实的知识而存在，它应该关心人类的全部活动，用年鉴学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学而战》中的一句名言说，历史学关心的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
    同时，即使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也不仅仅就是文献记载的史料，把史料的搜集盯在文献典籍上，说明新考据家是多么短视。实际上，随着考古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进展，大量的非文献材料展现在历史家面前，人们发现，荷载过去时代的人类的信息载体，除了文献史料外，还有大量的非文献材料，例如语言符号、遗址遗迹、绘画、项圈、帐薄、口述材料等等人类的所有创造物，都可供历史家驱驰使用。正如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家皮埃尔·诺拉所说：“我们处于一个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今天，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分析正深入到物质文化、文明和心态研究方面。对政治生活的研究扩展的对整个政权机制的研究。计量方法的采用，为人口、经济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史料不再是文件——国王，非文字材料，考古遗迹、绘画图像、口述材料使历史学领域大为膨胀。整个人，他的身体、饮食、语式、外表，变化或快或慢的技术和智力工具以及所有原先被忽视的材料，都成了历史家的食粮。”
    新考据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消极地考证和确认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事实，把人类社会肢解分离成无数细微的事实，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文化史又瓜分为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工艺史、美术史等等，简单地把各种历史现象分门别类，从孤立的、单独的角度而不是综合系统全面地考察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和现象。他们忽略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总和的整体，而不是各类事实和现象的分门别类的总和，正如水是由氢和氧两个原子结合而成的，但水又决不是氢和氧的简单叠合一样。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以及人类的社会心态、宗教信仰等，其中每一个历史现象的最基本、最细微的表现，都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因此，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某个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而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独的孤立的历史事件或现象是死去了的，唯有流动变迁的社会历程才是活着的过去、活的历史。漫无目的和方向，但事考证，不问其他，鄙视历史理论的建构，纯粹的为考证史料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这样的历史研究既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须知，历史知识的增长并不总是与所考证出来的历史事实的数量成正比的，一个事件、一类现象的单独考察所得到的片面的知识之总和，始终不能构成对人类社会整体的认识。正如德国历史家施德尔指出的：“即使历史的每一阶段都纤细无遗地弄得一清二楚，历史也还是一个奥秘之谜。”何况，人类历史浩瀚悠久、恢宏壮观，历史家要搞清每一件纤细的历史事实根本就不可能。
    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当年弹讥乾嘉末流但事釐清史事、疏通文字而不知疏通经义的学术旨趣时，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世之考古者，拾班（班固）、范（范晔）之一言，摘沈（沈约）、萧（萧子显）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伪，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为白芨，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諐，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⑤，不知那些视考据为天下唯一真学问的当代新考据学家，对这种毫不留情的批评作何感慨？
    注释：
    ①《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②④《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
    ③《十七史商榷·序》
    ⑤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