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是史学发展的历史，史学批评是对于过去形态尤其是进行态的史学诸实践活动的阐释评价。这是史学的两门最为相关的主要的分支学科。史学史的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新中国有关史学史的著作已不下十余种，而史学批评的研究则呈现一种少有问津的冷清局面，这是史学研究中一种不合理的结构倾斜。因此，我想就史学批评与史学史的关系问题作一些阐述，以加深我们对于史学批评的认识。
    史学史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对史学家及其著作、史学流派、史学活动、史学现象作出基本的评价来阐述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所以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也就成为历来史学史的一种基本结构框架。中国最原始的史学史《文心雕龙·史传篇》，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史传》这一中国史学史的胚胎形式，实际上是以对史家与史著的评说而串将起来的。通观中国当代的史学史著述，大多仍以史学评论为逻辑结构体系。因此对以往的史学发展作出一种今天的评价是史学史的基本任务。史学史要阐述史学发展及其规律，这一基本任务就决定了史学史不能仅仅只是对以往的史家史著作简单的介绍，“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对这些史学家及其著作作出科学的结论”（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绪论》），这就是史学评论。苏联学者M·B·涅奇金娜院士指出：“史学史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科学首先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组成的。因此，史学史主要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是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著作，……不研究学者们的著作就没有科学史。”（《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这样一种研究实质上是一种评论性的研究，换言之，评论也就是一种研究。史学史的基本任务的实现乃是建立在史学批评之上的。
    可见，史学批评是史学史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史学史研究的是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能够揭示历史科学的动力、其主要阶段与发展趋势。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来看，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史学批评，即对过去史学的一种清理与总结，一种具体的和总体的评价。对历史遗产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史学史与史学批评在这里就一致起来了。对过去的史学作出评论，它既是一种史学批评，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史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关连，史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它又是史学史的基本方法。史学史的编纂，可以运用多种方法如考据、叙述等，但基本方法是评论的方法，因为即使是史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与评价的行为。
    史学批评先于史学史而存在。换句话说，史学之有史是在史学批评之后的。于此有必要先作这样的概念区分。史学活动一经发生便构成客观存在的历史。但人们所说的史学史的概念一如历史这一名词具有客观与主观两重性一样，史学史在更大程度上是指史家主体对史学历史的认识和反映，是史家心中和笔下的历史，而非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在做这样一种界定之后，我们可以说，史学批评与史学著述几乎是同样古老的。有了史学著述与史学评论，这才构成了史学史赖以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中国，史学批评滥觞于先秦，历史上有许多诸子史学批评的记载，如庄子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都是很著名的批评。而中国最早的史学史则是晚了好几百年的《文心雕龙·史传》，它对晋宋以前的史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是史学评论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史学史的滥觞，是以史学评论串起来的史学史。但中国古代大概可以说是没有完整成熟的史学史著作的，相反倒有史学评论的若干名作，如《史通》等。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史学史的产生是在近代以后。这种学科史晚于学科评论而产生并非个别的现象。文学与此相类似。其原因大抵在于，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总是在这些学科的著述与评论等学术活动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提出这个要求的，史学史、文学史及其它学科史的研究是以史学、文学及其它学科的学术批评为存在前提的。史学史以先它之前的史学批评为基础，前者是后者的进一步的条理化、历史化，史学批评则成了史学史的基础层次和历史先声，史学史是史学著述与史学评论的历史积淀。
    史学评论与史学史是一个多元互补的结构。对史学本身的研究可以分成三大块，即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史学史。这三者之中，史学批评是一个中介环节，史学理论是史学批评的提炼与升华，史学史是史学评论的历史积淀。这三种形态对史学各有功用，是一个多元互补的学术结构。以史学批评与史学史而言，在时间维度上，史学史是指向过去兼及现在的，通过史学发展的过去与现状，总结史学发展线索及其规律，从历史中汲取建设新史学的经验教训，继承优秀遗产。但史学史对于今天的史学建设的功用毕竟有限，只是一种间接的功用。对当代史学来说，光有史学史的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依赖于侧重现状与未来研究的史学批评来指导史学研究工作走向更高的现代化层次，史学批评在这里表现了极大的活性与生命力。当然史学史与史学评论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定任务，它们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不同的两个分支学科，但两者又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我们考察两者关系的共性与个性，可以明确史学批评对史学史的必要性。由于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导致了史学史研究中的若干缺陷，已经有人对近40年来出版的史学史专著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其中一点就是史学史著作中“评介流于一般化，甚至抄撮前人，而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评论。”（葛兆光：《谈史学史的编纂——兼评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看来史学史研究的症结之一在于弄清史学史与史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强化史学批评方法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有丰富的史学历史，宝贵的历史遗产，需要我们对这一历史遗产进行现代的认识总结，作出新的评价，这就需要编写很高学术水平的史学史，要编写出这样的史学史，必须从加强史学评论入手，开展对包括当代史学在内的史学评论，不写出史学家评传和史学著作的评论，是难以写出高质量的史学史的。现在已经出版了一部《中国史学家评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史学史研究要强化评论意识，只有从史学评论中汲取营养，才能走向新岸：而史学评论又有待树立“史”的观念，凭借史学史提供的观察问题的高度，方能高屋建瓴，把握住从过往延伸到未来的历史学的走向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