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自然界的历史，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通常所言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即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时也要谈到，但这不是从自然界本身出发来谈自然界的历史，而是从人类社会出发，来谈与自然界的相关问题。
    既然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那么，历史科学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兴衰史，探寻其中的规律，可以增广人们的见识，开阔视野；可以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可以作为当代人们的借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历史著作汗牛充栋，连绵不断，素为世人所称道。《左传》就记载了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或谓三墳为三皇之书，五典即五帝之典，但年代久远，书亦不传，姑且置而不论。及至孔子作《春秋》，依照鲁史旧文，考其真伪，“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褒善贬恶，示范于将来，所谓《春秋》笔法，为世人所周知。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就是要继承《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为后世鉴戒。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也说：“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中“以古为镜”，就是以过去的历史为借鉴，从而知道为什么会兴盛，为什么会衰替，从中吸取教训，励精图治，避免衰亡。可见以历史为借鉴，在中国史籍著作和史学思想上由来久远。故宋朝司马光写了一部编年史书，宋神宗特地赐名为《资治通鉴》。宋神宗《资治通鉴序》说：《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记述写此书的原委，先述其“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而后追叙他本人原来就想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既奉敕修史，终于写成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史书。元人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总括著书命名之事如下：
    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
    正式的官修史书，以“鉴”字命名，该即起于《资治通鉴》吧！“资治”就是有助于治理或治道，“通”就是贯通古今，“鉴”即镜子，可为借鉴。贯通历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有助于治理国家，可为借鉴，这就是对《资治通鉴》通俗的解释。亦即上引宋神宗、司马光本人及胡三省所言命名《资治通鉴》的原意。由于《资治通鉴》这部史书明白以借鉴之意命名，故此多谈了几句。
    历史著作以借鉴的意义命名，即此可见过去的社会与当前现实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通常有些成语说：“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可再蹈覆辙”等，都是以往事为借鉴，以历史为镜子的。人类社会过去的成败得失，经常被后来人视为借鉴，有可以为师，可以视为准则的；也有引以为戒，不应再走错路的。即此可知，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
    由于过去的历史，连篇累牍，记载着帝王将相，亦即多述历代君臣事迹，王朝兴废，于是，有人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这未免太狭隘了。历史固然少不了政治，一部历史著作通常都要谈到政治，但绝不仅仅是政治，除掉专门的政治史而外，都要谈到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
    或者认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总成绩，以明其因果关系。这一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遇到事情总是要探求一个究竟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云和雨，露和霜，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可是，在大气层的高压之下的云，未必会下雨，夏夜的露水也绝不会变成霜，还必须在各种条件具备下才能成为事实。至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在阐明因果关系时，或者以因为果，或者倒果为因，或者是因果轮回，陷于循环论中而不自觉。如有人以李后主李煜，沉溺于宫廷生活，嗜好填词，以致亡国；宋徽宗赵佶亦以耽玩书画诗词而亡国，该是李煜的后身。这不仅没有揭出他们所以亡国的原因，因果错乱，而且陷于迷信的轮回说，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认为历史是天意的安排或上帝所主宰，以及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是在理性安排下的合理过程，这是彻底的唯心论。《韦·汤誓》记商汤伐桀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汤自认为是秉承上帝之命讨伐夏桀的。以后中国历代皇帝皆自称天子，是奉天命来统治国家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成为后来中国皇帝发布诏令通常的开场白。不过，这种天命论以及超自然的理性主宰，根本不能说明历史。
    人类社会历史是复杂而多变的，因而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也是包罗万象的。大家知道西方世界尊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首先描述西亚北非和希腊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然后才写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史。由于内容丰富多彩，被誉为小百科全书。而中国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的政治、军事史外，还写了关于天文、历法的《天官书》、《历书》，关于地理的《河渠书》，关于礼乐制度的《礼书》、《乐书》，关于经济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关于学术方面的《儒林传》，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关于邻国方面的《朝鲜列传》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总之，以纪传写列代君臣，以世家写世袭诸侯，书以载典章文物制度，表以明年代官爵，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书。后来所修列代纪传体史书，皆遵循《史记》，但断代为书而已。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书内容，非常广博。有人说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在人类社会早期时，大概就是这样。正因为历史著作能从多方面来记载或反映过去的人类社会，因此，也就能多方面来提供借鉴，提供后人从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启发人们对现实的前进道路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