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史官制度与史书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明确指出秦在立国之初，即设有专门史官并建立了修史制度，史学在秦早期国家的建设发展中起过一定作用。其实，秦从初封为诸侯的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之前八十年的秦侯时期始，就有了比较准确的各代首领在位年数[①a]。可见，秦开始历史记载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
    《史记·封禅书》中，有两段关于秦史官情况的记载。一条是：“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金德建认为：“史敦是秦国最早的史官，也就是现在所可考见的《秦记》的最早著作者之一。”[②a]说史敦是秦最早的史官，可能问题不大，说他是《秦记》的最早作者，目前还缺乏更有力的材料来证实。另一条是：“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这已是明确的史官活动记录，反映了史官记载并收藏特别史实的工作程序。此后，秦史官记史、修史活动当有所发展。大家熟知的典型事例是秦赵渑池之会，两国史官互记对方君主鼓瑟、击缶的故事。
    统一后秦皇朝的官方史学工作在正常进行，且有一定成就。
    秦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搜集管理图书资料。《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御史大夫下有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司马迁记述汉丞相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③a]。颜师古、司马贞等人解说“方书”为四方文书[④a]。《汉书·艺文志·六艺》录有“《奏事》二十篇”。注云：“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之文也。”上述材料可以说明秦图书档案保管整理工作很有成绩。秦燔灭文章，使天下图书遭一劫难，但政府掌管的图籍却在保护之列。后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因而在楚汉相争中，汉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①b]，掌握了制胜的主动权。
    秦史官沿袭周制，也负责文字的教授与厘定工作。太史令胡母敬曾著《博学》七章，文字多取于周史官教授学童的《史籀篇》，而以秦篆书之[②b]。
    秦史官的最主要职责是在朝中司记注之职。对于上引张苍在秦“主柱下方书”的记载，如淳解说为：“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又进一步说明：“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司马贞也说：“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③b]他们对“方书”的见解不同，但都认为秦未废史官侍立柱下之制。从上引史官记录并收藏秦缪公作梦之事和渑池之会的事例看，他们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秦焚书的规定中，“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悉诣守尉杂烧之”[④b]云云，说明秦代包括百家语在内的书籍由博士官典藏传习。《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博士隶属于奉常，“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秦代博士兼掌各门学术且参议朝政，与汉代只立经学博士不同。在他们所职掌的学术任务中，通古今显然居于最重要地位。这里对史学强调的已不是简单的记注要求，而是研究职能。把通古今与议朝政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史学在秦施政中占有一定地位。
    在记注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就成为官修之史。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以略见一斑的是《秦记》。金德建在《〈秦记〉考征》[⑤b]一文中对此书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大略内容是：一，《秦记》叙事始于秦襄公，止于秦亡。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但记载了“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等史实，而且“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⑥b]。二，《秦记》对司马迁作《史记》影响很大，《史记·六国年表》基本参据《秦记》修成，《史记》中详记张仪、白起等许多秦人事迹，也与较多采据《秦记》材料有关。三，班固曾见过《秦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是由于疏漏，从《决疑录要》、《华阳国志》等书的征引可知，《秦记》到魏、晋时还未佚失。
    另一部重要书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编年记》[⑦b]。《编年记》竹简共53支，逐年记载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墓主喜的生平等事项。《编年记》的每条记述都很简单，有时还列年而不记事，体例与《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书的编年记事方式的大致状况。这书采取国史与家史结合的形式，将国家大事与个人生平记录在一起，很值得注意。由此可见，春秋时世卿设官修史之制，秦统一后仍得到保留。与《编年记》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法律及其它文书，喜在秦始皇时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可知以吏为师的作法，在焚书之前就已成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
    二 秦始皇的史学政策
    秦建立封建皇权的国家，树立法家思想权威，实行全面专制统治。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政策，要求将文字和伦理行为统一起来。这个政策具有两重性的效果：一方面，它顺应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历史趋势，促进了具有大一统特色的秦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两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格局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化高压政策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强秦暴亡的催化剂。
    秦始皇对史学与政治关系有较深认识。在他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中，史学政策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史学，秦始皇采取了相反相成的正面利用与严格限制两手政策。
    秦朝君臣都很重视史学的鉴戒功能。统一前李斯的《谏逐客书》，所以能说服秦王吸收六国人才，共图统一大业，最根本原因就是用“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充分有利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①c]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