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前期，我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这场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尤其是当代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是解放以后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两种史学思潮的正面交锋，对之进行认真的清理，总结其中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是回顾历史，更将会有助于判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走向。
    一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中国历史也和世界历史一样，遵循着统一的历史规律向前发展，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则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面临的时代中心使命是进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至武装斗争，以打垮旧社会的反动统治，所以他们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把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人类文明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力求揭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斗争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历史的根据，以及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的历史研究，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从一个方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因此而获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崇敬。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也因这种历史性的贡献而被人们视为必须遵循的真理。经过解放初期的一系列学习运动，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知识界所接受。
    历史研究中的这种服务于阶级斗争、革命战争时期需要的阶级斗争观点，确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学本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常常对此不得不加以突出，这就很难避免对历史产生片面性的认识。即使时过境迁，即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阶级斗争、革命战争为主要任务的时期，一旦无条件地盲目地接受这种观点，便仍难避免过去历史视野的局限，而对历史产生片面性的认识。解放初期，当人们把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指导思想而接受下来时，便流行着“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好家伙，一句话，朝朝代代都坏蛋坐江山”的种种片面看法。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观点已经作为一种思维定式而形成传统，而传统总是有惰性的。
    完全突破这种思维定式是很困难的，但看到其不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能够渐渐体察到新时代需要的历史学家，在进入新中国时期后，终于看出了这种片面的历史认识之不可取。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在回顾他们解放前的历史著作时，非常坦诚地承认那里存在着“片面反封建”以及不顾实际历史条件的以古讽今等不足。他们把这些不足自我批评为非历史主义倾向。非历史主义不对，则意味着历史主义是正确的。在中国，最早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的，是瞿秋白，时在1924年，对此，知道的人恐怕很少。而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分珍贵的遗产”，则是很多具备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有根据的。解放初如艾思奇、黎澍等思想家、史学家都曾撰文，反对非历史主义，提倡历史主义。提出历史主义，便是要求我们应当珍视和更加全面地批判继承我们的历史遗产。在推翻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以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这部分遗产。我们民族的另一部分遗产，则要到新的历史条件出现并为人们自觉地清醒地意识到时，才能更加正确地对待。解放初期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提倡历史主义，实际上是意味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全面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历史，以便批判继承那部分我们在革命时期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历史遗产，以为建设新的中国服务。如果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决策者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之后，能够清醒地转变到把建设新中国作为时代中心使命，则我们的历史研究也就有可能根据新的时代需要，沿着历史主义的思路继续前进，获得全面深入而更加健康的发展。
    但假设不是历史。1957年反右派以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规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号召兴无灭资，并说这种斗争将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在曲折地进行，而阶级斗争却又被错误地规定为时代的中心使命。政治思想领域这种对现实及其任务的错误认识和规定，必然要深深地影响到历史思维的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陈伯达提出社会历史科学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之一便是所谓“厚今薄古”，并由此而掀起一场所谓史学革命。这种厚今薄古主张的内容极为混乱，其中最“革命”的一种理解，是把“今”说成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把“古”说成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厚古薄今便是“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歌颂剥削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倾向；厚今薄古则是“薄统治阶级历史，厚人民群众的历史”，代表无产阶级方向。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被人为地规定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厚今薄古则被认为是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的“纲”。按照这个纲领，就是“要写劳动人民的历史”，而把剥削阶级的各种历史活动，“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名称只是作为经年的符号，其始末概不加以叙述”。类似荒唐甚至更离奇的主张还有很多。这样就把解放初期已经开始受到批评的“片面反封建”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更加发展到了极端。所谓史学革命对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解和运用，已经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这场史学革命既严重地违背了建设时期的精神和需要，也给史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
    从1959年下半年到60年代初，郭晓棠、翦伯赞、吴晗等一批史学家，为着抵制和批评史学革命对阶级斗争观点的错误理解和运用，重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他们明确提出历史科学在运用阶级观点时，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用翦伯赞的话说便是：“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1]。双方的分歧还具体地体现在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主义的提倡者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片面理解和运用的阶级观点（实际是阶级斗争观点），并且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这样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往下发展，很自然地便要辩明两者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了。以上的简述便是1963年开始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的渊源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