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63年展开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是以林甘泉在《新建设》是年第5期上发表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开始的。此文批评提倡历史主义的学者单独提出历史主义，是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代表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文章认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宁可在《历史研究》同年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林甘泉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视为“完全一致”，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原则和方法，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与阶级观点是两个有区别的不同的概念，二者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林甘泉发表《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宁可的一些提法，并承认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看作完全一致的是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同意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观，阶级观点则是其基本核心。宁可又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林甘泉文章主旨仍在否定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申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的理解。在林甘泉、宁可开展争论的同时，全国有许多学者纷纷撰文，申述己见，参加讨论。两年间发表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文达30多篇，全国还有许多地区就这个问题组织过专题讨论。这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以及历史主义的涵义而展开。众说纷纭。基本观点相同的学者内部，也存在歧见。对于这场讨论的具体情况，以及所涉问题的各派各家的见解，拙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已经作过较为详细的梳理，这里不再全面展开，只想就其中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及其实质，重新发表一些看法。
    突出阶级观点实际是阶级斗争观点[2]的论者，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把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非常敏感的。既然现实社会的中心使命是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他们在回顾和研究历史时，必然突出其中的阶级斗争，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以为现实所号召进行的阶级斗争提供历史的阶级斗争根据。就史学而言，对于1958年史学革命中那种过于机械、片面、简单地套用以至歪曲阶级斗争观点从而达到荒唐可笑地步的搞法，应当客观地说，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看出这是错误的，这样搞不行。但他们决不同意坚持历史主义的学者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只有阶级观点，而缺少历史主义，他们认为这正是没有学好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缘故。那么，应当怎样才能算是真正学好和掌握好阶级观点呢？按理，自然应该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涵义下一番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只有准确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涵义，才有可能真正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它。但在争论中，如此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人中，却没有任何一个来论究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真正涵义。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有些奇怪。然奇怪中也自有其因由在。现在来推测其理由，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中有人会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是既定的理论前提，根本无须再加论究；另一种可能则是，他们也并不打算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真正弄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涵和外延，对于贯彻他们的理论倾向未必有利。阶级斗争观点就是他们的一切。这种含义不确、浑浑沌沌的阶级（斗争）观点，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可以藉此把一切自认有利的东西统统硬装进这种阶级斗争观点的框框之内。把阶级斗争观点说成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那么唯物史观中的一切内容当然就都从属于服务于阶级斗争观点了。当有人一再提出历史主义时，在他们看来，其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们不便也无法公开反对；其二，历史主义中的某些内容对于他们的阶级斗争观点是有利的。他们说，文明史中的全部内容都是阶级斗争，但他们总不能把这种阶级斗争说成是不变不动的。如果不借助于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怎么会变成农民与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又怎么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他们认为历史主义的发展观有助于他们把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都说成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把历史主义拿过来，纳入阶级斗争观点的框框内，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溶为一体”的。林甘泉是一位真诚的学者。他当时自然是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他看出史学革命中那些搞法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的，应当批评。他力求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立场上，把历史主义纳入阶级观点之内，提出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当有人批评他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看作完全一致，没有区别，既是一样涵义，又如何谈得上“统一”呢？林甘泉也察觉自己的见解欠妥，经过苦苦思索，把历史主义看作实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而阶级观点是其基本核心，这样二者也就有所区别了。这种探索，依然旨在否定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并不正确。但林甘泉确是在学术理论的范围内真诚地探索着的。而林甘泉已察觉欠妥、打算放弃的“完全一致”论，却被关锋、林聿时、林杰、戚本禹坚持下来，并作了更加充分而极端的发展，视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观点“溶为一体”，更加完全一致。他们论述的主旨，就在于竭力否定历史主义作为历史研究原则和方法的独立存在价值。他们指斥在阶级观点以外，单独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割裂、怀疑、动摇，以至背叛。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察觉到，在阶级斗争观点之外单独提出历史主义，并且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下去，不仅会同他们所理解的阶级斗争观点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异而且很有可能会越出阶级斗争的范围，涉及到更多的历史内容。为此他们设置了一条防线，指责在阶级观点以外单独提出历史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3]。他们竭力把人们的历史视野局限于阶级斗争范围，不得越雷池一步。
    关锋、戚本禹等在60年代中竭力强调突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研究历史的人大体都知道，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即“观古所以知今”。而对现实的认识反过来又会要求历史学为现实面临的任务提供历史的根据和智慧。当时突出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观点所起的作用，首先在于阻止人们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历史。他们限制人们只能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而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这样，人们也就很难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代，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以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状况，以及其所面临的客观的时代中心使命究竟是什么。另外，他们打着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适应了（其中关锋、戚本禹等是迎合了）现实社会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趋严重的极左政治倾向，要求历史学为根本不适合当时中国社会客观需要的阶级斗争服务，用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为现实中的这种阶级斗争提供历史的注解。他们是以学术作政治投机，对现实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倾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他们对于现实中的这种阶级斗争的矛头所向，恐怕也不十分清楚。由他们参与鼓噪的政治大批判，矛头主要指向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到戚本禹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时，这种斗争矛头就渐趋明确了。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兴起，明确地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戚本禹等人要求历史学所服务的“革命”，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逐渐概括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场从根本上革文化命的政治风暴，终于将历史学逼上了绝境。当历史学家连研究、写作、发表著作的权利均被剥夺时，历史学终于走向虚无，成为荒漠一片。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过分突出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观点的主张，既严重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时代精神和需要，又严重限制、阻碍和破坏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这种观点只能作为一种消极的、错误的、恶劣的史学理论主张而被记录进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