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提倡历史主义的一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带有更多的悲剧色彩。他们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趋严峻的极左政治氛围中，在阶级观点之外，力求为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争取独立存在的地位，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表现出了相当可贵的理论勇气。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主张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积极的。
    他们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其理论意图实际上是要求对过去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他们所揭示的历史主义的内涵，主要在于应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要求把历史研究的对象放到它所存在的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从时代的历史的具体条件出发，对之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这种主张的理论价值，不仅表现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抵制了突出阶级斗争论者对农民、农民领袖和农民起义及其主张、作用的过分拔高，并对此作了较为接近历史客观的评述；更主要的还表现在要求对历史上的剥削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作出较为客观的研究和评述。他们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上的统治剥削阶级，对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条件来说，曾经是合理的，正当的。因此，不能像阶级斗争突出论者那样，“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而应当对统治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予以如实的客观评价。这些史学理论主张，实际上透露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实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的意向。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已经成了新社会的支配力量时，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安定，进而建设新的社会。在这样的时期，他们能从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尤其是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史中，所能吸取的历史智慧，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并没有（至少是基本上没有）管理和建设社会的历史经验。这样的历史经验，只能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所订各种制度中去批判地吸取。从革命战争时期的片面反封建，到历史主义提倡者要求对历史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作用作出客观研究和评价，体现了历史学的适合时代要求的进步。
    很可惜，历史主义的提倡者虽然透露出了这种意向，却并没有能使历史学真正满足新时代的需求。除了政治原因，也同它的理论主张的不彻底、软弱以至浅薄紧相关连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包括活动在文革以前时期目前仍健在的当代人，但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分析还是必要的。历史主义的提倡者，按其理论意向，要求对过去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从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但他们却接受了两条极大地限制他们思路发展并使之根本达不到其理论意向的错误的理论前提。其一，他们和阶级斗争观点突出论者一样，承认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的提倡者对这里的阶级观点，实际上也是看作阶级斗争观点的[4]。既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依然要接受阶级斗争观点并把它作为思想指导原则的唯物史观的核心，那么在观察和理解现实社会时，也便只能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从而在理论上也只能将自己一再强调的历史主义不得不从属于并终归统一于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的阶级斗争观点之中去。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须贯穿着历史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又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同阶级观点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又说阶级观点必然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于贯穿了阶级的内容，便反映了这种心态。从这些论述看，历史主义提倡者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的看法，与阶级斗争突出论者的看法，已经很难有多少区别了。其二，更为局限历史主义提倡者视野的是，他们和阶级斗争观点突出论者一样，也承认人类文明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关锋、林聿时说，阶级社会过程的“实在内容便是阶级斗争”[5]。林杰说：“文明社会的历史，每一瞬间都存在着阶级斗争”，“没有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对此，历史主义的提倡者也是接受的，既然从纵向看，全部文明史由阶级斗争贯穿；从横向看，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容都只有阶级斗争，以至每一瞬间都存在阶级斗争，那么，历史主义提倡者所说的对中国文明史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最多也就只能是对文明史中的阶级斗争内容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按照这种历史主义要求，他们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较之阶级斗争突出论者，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其研究成果委实较为客观公允。而对剥削统治阶级历史作用的研究，由于他们也只能从阶级斗争一个角度去考察，所得成绩就极为有限了，而且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这方面，他们提出的最著名研究成果，当属让步政策论了。阶级斗争突出论者强调，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历史主义提倡者为了强调剥削统治阶级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他们又只能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问题，于是把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后，新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安定社会、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种种经济政治措施，概括为让步政策。由于这种让步政策，经济获得一定发展，随之文化也有所繁荣，从而肯定了新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定进步作用。如果只从一个阶级斗争角度看问题，阶级之间不是进攻，便是让步。倘若把新王朝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前一个王朝末期过分超重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情况相比较，说是对农民阶级让步，似乎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推断，而并无实际历史意义。因为前一个王朝正因其末期过分腐败而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农民在战争时期，或者从属于短期农民政权，或者一度过着近乎无政府的生活。而新王朝采取的种种经济政治措施，无非将农民重新束缚到土地上，过着受地主剥削的生活。相对于农民在战争时期的状况，而把新王朝采取的诸种政策都称之为对农民阶级的让步，实际上也是难以说通的。所以当突出阶级斗争论者用反攻倒算论来批判让步政策论时，让步政策论者便难以招架了。反攻倒算当然不对，而只从一个阶级斗争角度看问题，让步政策论者也实在是很难将问题讲清楚的。实际上，农民战争过后，新王朝实现了阶级统一。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阶级统一活动，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评述新王朝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助于生产发展的阶级统一的政策的积极作用，便言之成马克思主义之理了。而当时的历史主义提倡者由于眼睛被阶级斗争观点墨镜紧紧罩住，理论洞察力是很难深入及此的。
    在60年代那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被政治大批判和文化革命扼杀，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还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一派便已在理论上渐据上风了。这显然也与当时历史主义理论的不彻底性相关。既然承认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既然承认人类文明史的全部内容都是阶级斗争，那也就是说，历史科学研究的内容便只能是阶级斗争。那么，历史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则和方法，便只能以阶级斗争作为实质和基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包括、被融入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的阶级斗争观点中去。只要承认上述两个理论前提，突出阶级斗争观点派的理论，反而显得更加彻底。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征服人。所以还在1964年，便有文章以总结性的口气说，我们研究中外历史，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历史主义”已经成为阶级（斗争）观点的定语，自然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而在当时，这种看法是被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下来的。本来在当时起着一定积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却惨败于起着消极作用的被过分突出的阶级斗争观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真正总结出其中深刻的经验教训，走出峡谷，便只能首先重新审视那被各派共同承认的两个根本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