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常参照历史经验教训作出重大决策。天下初定之时，他让群臣议帝王的尊号。以为非此则“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表现出很强的历史意识。王绾、冯劫、李斯等人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应以三皇之称中最贵的“泰皇”作为尊号。秦始皇将“泰”字去掉，“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又因为“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决定“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既借重历史，又惧怕历史的矛盾心情，在这里表露无遗。在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的讨论中，李斯引古筹今的一番议论深深打动了秦始皇。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于是秦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确立了大一统封建皇权国家的基本格局。在引发焚书的讨论中，李斯不同意周青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论点，但用以反驳的第一条论据便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仍没有离开历史的思考。法家欣赏愚民政策，但自身并不缺乏文化修养。他们很善于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我们不赞成李斯毁弃文化的主张，但必须承认，他以时变的观点来看历史，较之对历史事实的直接引证，在理论上要高一个层次。
    秦始皇注意发挥历史的宣传工具作用。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用来论证秦皇朝代周火德而起，在五德之运中属水德，具有合法性。为了顺应自己政权的德运，在朝章国制上，采取了相应的改制措施，以水德为准，服饰旗帜尚黑，执政也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意识到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对自己统一中国、建立帝制功劳的宣传，会产生增强政权凝聚力的效果。他不止一次地到全国各地巡游，刻石记功，宣传自己的功业超迈往古，秦政权永世长存。刻石中随处可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万世，顺承勿革”这样的词句。值得注意的是，秦在兴起时奉行过变革思想，这时却表现出万世不变的保守倾向。
    人们比较关注的是秦始皇对历史记载的恐惧态度。他推行愚民政策，不愿意让民众掌握文化知识，保留对统一以前历史的记忆，恐怕由此引发对现政权的反抗。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极致，就是实行焚书政策，毁掉民间流传的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的史书。在李斯所作焚书的论证中，最能打动秦始皇的语言便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按焚书的要求，“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后来也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①d]这个政策阻碍了史学知识的传播，造成严重后果。
    秦始皇推行文化专制主义，采取简单禁绝史学在社会传习的办法并没有取得成功。历史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雨暴风狂会使“菡萏香销翠叶残”，可奈何不得大地回春，“一夜满枝新绿替残红”。秦始皇能够强令焚毁诗、书，却无法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秦始皇和李斯想用强制的方法建立起与“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②d]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但没有取得成功。最终，秦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暴政同归于尽。当然，深入分析起来，这也是一种史学与政治相联系的作法，说秦始皇废弃历史，不要文化，未免有些简单。
    总的看，秦皇朝在史学上没有作出与封建大一统政局相适应的建树，它留给后人更多的是关于史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注释：
    ①a 见《史记·秦本纪》。
    ②a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第4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③a 《史记·张丞相列传》。
    ④a 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张丞相列传》、颜师古：《汉书注·张周赵任申屠传》。
    ①b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②b 见《汉书·艺文志》。
    ③b 见裴骃：《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张丞相列传》。
    ④b 《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