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史学文化之间长期以来巨大张力的消解，史学在开始摆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婢女的命运之后，再一次被无情地挤到文化的边缘地带。以理性把握、整体统摄和终极关怀人类命运及其现实处境为目标的历史学家，终于把他们对史学文化的控制权和垄断权，无可奈何地拱手让给了资本和利润。于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严肃的、富有创造性的史学研究，渐渐地为策划和操作所取代，历史研究的“成果”被演绎成可供芸芸众生茶前饭后“消费”的商品。
    由几千年来的“化人”传统，沦落为目前为人所化的命运，史学在中国当代的尴尬局面，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曾经是学术文化重镇的史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在面临迅速边缘化的今天，历史学家还有没有其神圣的学术使命？本文从史学的智慧特征出发，对此作些申说，以作为一个史学从业者对其所事职业的价值思考。
    一、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历史认识的二重构造
    鉴于中国当代史学所处的现实困境，个人以为有必要从根本上来反思史学的现实功用性和目的性。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学从历史的基本观念到史学方法论，再到具体的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是，治史的目的论，却迟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长期以来，我们执著的依然是传统的所谓“资治”和“教化”，即对上层的资鉴，以及对芸芸众生的道德教化。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君王之师和万民父母一身二任的企图在当代的延续，是一种上以劝诫君王（即所谓经世致用）、下以德化万民的传统学术目的论在当代社会的再版。故而，一旦史学不被为政者重视，或者史学的道德教化不为普通大众所接纳，我们就变得无所适从，或者自暴自弃，或者怨天尤人。问题在于：除了传统的所谓“资治”和“教化”功能之外，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难道就没有其它独到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又是其它任何现有学科所无法代替的？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手段，其在人类智慧的演进中难道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特点？
    谈到历史认识的特点，流行的看法以为史学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活动。这只是一种空泛之论。试想，世界上哪一种学科在认知的途径上不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认识、判断和价值取舍，都离不开作为基本“尺度”的主体--人。
    与上述看法相类似的另一个观点，就是把历史认识的过程视作一个间接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认识的主体，无法直接认识历史的客体，而只能通过史料这个“中介物”来间接认识历史的客体。由于史料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故而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是片面的。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首先，世界上有很多学科都不是研究者“直接”来认识研究对象的，例如，天文学家要借助望远镜才能观察到要研究的对象--天文现象；化学家要研究水分子的结构，也不是光凭肉眼直接观察一泓清水，而必须借助特定的设备来将水分子分解，等等。难道他们借助了望远镜或其它工具，他们的认识就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其次，近代以来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仅仅依据文献资料的状况，难道根据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来推测秦代的军事情状，也只是一种间接的认识？同样，根据出土的汉简文书来研究汉代的法律设施，还不是直接的认识，而依然只能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最后，即使是借助单纯的文献资料，也不一定就是间接的认识。因为历史上的许多文献资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从文献作者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状或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观察，本身就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后人通过这些文献来考察当时的历史，当然也就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认识之所以不同于其它任何一种认知活动，就在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转瞬即逝的过去。这一观点看来证据十足。因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是无法回到昨天的。因此，他与他所要研究的对象之间，永远横亘着时间的障碍。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种观点又大大值得推敲。首先，如果历史研究的对象仅仅是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那么这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学问，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去孜孜以求地研究、探讨？正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所说：“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没有经过事先筛选的，不具备与我们当代完全不同的某种过去共有特征，我们又怎能使现象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其次，作为时间态中的历史，是否真的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今天毫无关联呢？换言之，历史年代的交替，是否真的就将前一个时代的一切化为乌有，而新时代的到来真的就是毫无凭藉的空穴来风？这一观点的最大破绽，就在于它把历史仅仅抽象为时间态中的过去，而忽视了包裹在这一时间外壳中的历史本质--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各种感性活动。
    我个人以为，历史认识的特点，不在于其认知过程中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也不在于其认知过程的直接还是间接，更不在于其研究对象是转瞬即逝的过去，而在于其认知对象的二重性。为此，我们提出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对范畴。历史认识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史学的智慧特征及其在人类智慧演进中的特殊作用，也正深藏于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的矛盾与统一之中。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其研究的对象都是完全外在化于主体的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与主体的存在共时态的。然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迥然不同。它的对象是一种时间状态中的“过去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中的客体，是一种人类过往的生存状态。但是，这一人类过往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像一具坏死的肌体那样，已经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它却以一种传统的力量汇入到人类的“现在时”、“正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等一切时态之中。因此，如果把历史仅仅视作已经逝去的过去，那它是一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如果把历史看作为一种传统，它却又体现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就像我们已经普遍经历到的那样，历史传统是一根永远也割不断的金带，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它都先于我们而存在，并成为我们生存的总体基础。在我们意识到任何传统的存在之前，我们本身已被置于这一传统之中。作为一个现代的生存个体，我们或许有不理解传统，并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是却无法不生活在传统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认识上的所谓“自由”本身就是肤浅的，而现实中的不自由才是本质所在。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的不可复返性，与作为一种传统的现实延续性，正表明了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两重构造特点。一方面，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它已外在化于我们的现实存在，因而是可以观照的，对现实的我们来讲，它也是对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又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非对象性的，不可彻底观照的。
    历史的这种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两重构造，也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历史认识的本质。一方面，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历史，它外在于并先于我们的现实存在，从而成为可以为主体观照的客体（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求得精确性和科学性。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建立在历史的对象性和先在性这一点上的。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历史，它又以传统与当代的联系而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非对象性的，它就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学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同等的试验条件下，不同的操作者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