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刘知几所营造的史学价值和意义世界，只能“救赎”社会上的某些特殊人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书名竹帛”，并随竹帛的流传而万古长青的），那么，宋代以来关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议论，则隐约地反映了史学“救赎”芸芸众生的现实与可能。既然国家只是一家一姓之国家，因此国家的“亡”，也只是一家一族之灭亡，并非所有众生的最后幻灭。相反，“史”则不同，它是整个人文化成的见证与凭借，没有它，整个社会、全部苍生的价值、尊严，必将失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国可亡，史不可亡”这个命题，如果从反面来理解，必然会生发出史学的另外一重意义：历史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前提与基础，保存了历史（亦即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救赎”了芸芸众生。宋元交替和明清鼎革时期，宋明的遗民们通过对前朝历史的整理来自赎赎人，也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历史学的这种价值或意义。
    当然，历史学所营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不只是涉及了人生的终极关注，也不只是使芸芸众生有了价值寄托，而且还从总体上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非特定化和未完成性。如果说前者解决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及其理由，那么后者则说明了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以及如何存在下去的可能。不管人类目前的一切是多么的辉煌，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辉煌总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暗淡无光。因为穿越一切历史隧道之后，突兀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还只是一种非特定化的存在，只是一种随历史而不断完成的未完成物。人类的这种非特定化和未完成性，一方面表明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也喻示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某种未确定性。正是在这种不断完成和尚未完成以及日益完善与尚未完善的巨大张力之中，人类才能真正产生光荣与梦想，既踌躇满志又不无恍惚，既信心百倍又心怀忐忑，在瞻前的同时又要顾后。只要人类作为一种存在尚未彻底完成，只要人类的存在还具有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人类历史的非对象性就会永远存在。同样，只要有人类非对象性历史的存在，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就永远会带有审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营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就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既是理性的，又是审美的。
    注释：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