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识与意义：历史学的二重境界
    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二重构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认识的二重性，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功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对象性，从而历史学必然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人类提供客观的知识；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又具有非对象性的性质，因此，历史学所提供给人类的，就不仅仅是科学的理性，而且还带有审美理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进而从总体上更能够贴近人，关心人，塑造人，并为人类提供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价值和意义世界。
    历史学能提供给人类客观的知识，这一点已无需多加申说。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史学，几乎都是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进程之中开展起来的。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从马端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史”的命题，到章学诚“盈天地间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呐喊，中国传统史学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希图从人类过往的来程之中，来获得客观的知识。“资治”也好，“教化”也罢，无不是以通过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作为其出发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千多年来一直恪守着客观主义的传统。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①]的意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的主导性意见。故而，任情褒贬、蓄意作伪，必将不容于史林；相反，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诸如据事直书、完美主义、国亡史成、持公论而黑出私言等，都与中国史学的这一信念有关：即历史研究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给人们客观的知识。
    那么，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相比，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有什么自身的特点？换言之，历史学所提供的客观知识，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历史研究者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历史，因此历史学所提供的永远只能是一种准知识，充其量只能算一种半知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历史研究的形式，而没有看清其本质。从形式上看，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其所要研究的对象的过程，并在最大的限度上将对象“复原”。由于人永远无法真正回到昨天，因此，这一接近的过程或“复原”的工作，永远都只能是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研究，正像古希腊的斯绪福斯神话，从绝对的意义上来看，永远都是徒劳的。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就历史研究的本质来讲，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复原”作为对象性的历史的本身，而在于从对象性的历史中，来认识对象性的人，从而使得历史的另一个属性--非对象性，变成感性的、可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知识，能够成为现实的主体反思其自身的有效途径或手段，这种知识就是真知识。更进一步地说，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是由于现实的人类作为一种存在上的相对性所引起的。既然现实的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相对性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即使能够超越也是无意义的，因此，由于这种相对性而抹杀其知识意义上的确定性、实在性，就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知识之所以只能是一种准知识，原因就在于这种知识在人类的现实中是很难得到证实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各种时间态中的人类作为一种共同存在的心理的一致性。历史研究者对人类既往的认识，正是基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这一大前提。正是从这种基本的心理上的一致性出发，时间态中“过去”的人类，对生活在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讲，才是可感的、相通的。这种心理的一致性之所以得到确立，原因就在于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首先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其次才是“感性的对象”。也即作为主体的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进行认识，是通过对自身“感性的活动”的认识来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的全部“感性活动”，正是人类借以观照自身的“中介”或镜子。正是通过这面镜子，人类才能在体察世界万物的同时反观自身。同样，也正是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活动”，人类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改造自己。所谓历史，事实上也就是人类“感性的活动”的具体展开及其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所提供给人类的知识，实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类既往行程中感性活动的认识，来认识人类自身。诚然，人类认识自身的途径有多种，宗教、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有效途径。但只有历史学执著于人类的全部感性活动，并从不同时态、不同空间、不同种族、国家、阶级或阶层的具体的感性活动中，来动态地反映不同时间状态、不同空间背景下的人类的各种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从而不仅在总体上说明了人类是什么样子，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此，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历史知识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从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来看，历史知识是这一结构中的基础部分。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认识，都以历史认识为基本出发点。对应于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人穷则返本”。从人类知识的分类来讲，历史知识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一种综合性的知识，也即历史知识包容了人类认识自身的各种有效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家才有“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门学问，就是历史科学”的命题。
    与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相比，由它所营造的意义世界，则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忽视的。多少年来，一谈到历史学的价值或意义，人们不是标以“资治”，就是喻为“教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而外，很少有其它更深层次上的申述或发挥。其实，无论是“资治”，还是“教化”，都还只是停留在历史学的知识层面上，它们并不能代表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知识之外的另一重境界：价值和意义世界。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首次阐述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境界的，是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他曾对史学的意义作过这样的申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肯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这里，刘知几揭示了史学价值和意义境界的第一个层次，即史家（史官）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只是史家自己个人的事，而是关涉到社会众生的终极价值关注--书名竹帛，万古不朽。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应做些什么，如何才能真正超越肉体生命的短暂而求得精神的永存，这一系列在人生哲学上玄而未绝的疑问，都只有通过史学而最终得以落实。所以，刘知几进而总结说：“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把人生终极关注和价值寄托系于史学，刘知几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