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对象性的历史到对象化的人:历史智慧的特征 由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所决定的历史认识的二重性,正是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并在总体上区别于哲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说,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历史学自身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完全是对象性的事物,故而一项研究完成之后,后人就不会、也没有必要再去重新研究,因而它的研究方向永远指向未知。文学艺术表现的是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作为、处境、情感及其相互关系,它是基于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感悟,因而是非对象性的、体验性的和审美性的。而历史学则不同,一方面,就其作为一门研究性的学科来讲,它研究的是对象性的事物,因而它要求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但是,另一方面,就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性来看,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又具有某种非对象性性质。从这一点来讲,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又有其共同性,即现实的人既是观照者,又都是被观照者。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历史学是通过既往来程来观照人类本身,并在这一对作为逝去的对象性观照中来体验、参悟和理解此时此在的一切;而文学和艺术却是通过对人类当下的现实存在的体认,来虚拟出一个现实的人作为一种存在主体而不可对象化的对象性世界。历史认识在总体上的模糊性及其相关特征,其基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同样,E·卡尔关于“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基于历史作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而“对话”之所以永无止境,其原因就在于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种二元一体的矛盾,以及体现于不同时代、不同研究主体、以至于同一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对这一矛盾的不同理想、把握和解决之中。同样,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予以理解。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和作为一种传统延续在现实中的历史,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其矛盾的具体展开,基于过去的不可复返性--历史时间的永恒流动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其统一的前提,则是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的历时性和延续性。于是,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时间的流动性和不可逆转性而造成的历史遗忘,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存在的历时性和延续性而唤起的人类灵魂深处的历史记忆;一方面是过去的将永远成为过去,人永远无法回到昨天,另一方面,又是新的脱胎于旧的,历史时间的不可逆并不能排斥人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本质上的可逆(联系)与互动(承传)。正是在这种遗忘和记忆的二元对立与相辅相成之中,人类才能在总体上弥合因不间断的时间落差而造成的远离家园感。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作为一种统一于自然,而后又分离于自然的特殊存在物,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虚无感,从而成为一种上有根基、下有承传的现实存在物,并进而体会到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 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比,人类无疑是一个最富有时间意义的存在。文德尔班曾将人定义为“有历史的动物”。这个定义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独特形式及其过程--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展现其存在和本质。仅仅从存在的形式或过程的角度来讲,如果省却了其随之而来的绵延的历史时间,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恐怕也就失去了任何质的区别。因为,对于人类来讲,时间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的生老病死、荣辱盛衰,也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生命的薪尽火传、代代相因,而且还意味着人作为一种存在所栖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变革、代谢和进步,以及人作为一种特殊类别的身心两方面的演进。正是从这种身心两方面的演进之中,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天地万物同化”的意蕴与神髓,体会到人类通过其“感性的活动”而使自己变成“感性的对象”--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既能认识世界又能认识自身的独特存在及其本质。 因此,历史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揭示人类存在的时间意义。换句话说,所谓历史研究,就是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来认识、体验和理解各种时间态中的人类自身--通过历史中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来揭示其存在的各种形式以及不断实现其本质的内在过程,从而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变成一种“感性的对象”--可为自身所认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对象性的历史(人类通过感性的活动在过往时态中所创造的一切)到对象化的人(过往时态中人类的各种存在形式及本质实现),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出发点和归宿点。 由此看来,从认知的方式上来讲,历史学的智慧特征,与当今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通过对由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但又同时“外化”为能被人类所认识的那些东西出发,来研究人类本身。但是,历史学又不同于其它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某一层面或某些层面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在时间态中的“现在式”。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都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当下情状为基本出发点的,其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时间上是共时态的、同步的。而且,就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来看,主要的还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技术层面。至于包裹在这些社会技术层面之内的核心问题--人的本身,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无法具体展开研究的。而历史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它社会科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第一,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一个穿越时间隧道的过程,它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总体知识,不是此时此地的,也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历时共生的、必然的和确定性的。第二,历史学不是像其它社会科学那样,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简单地分解成许多个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不同部分,然后再从对各个部分的认识中来解构人类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是把人类存在的总体基础当作一个整体,从而在经济生产、社会组织、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生产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之中,来立体地和动态地解析人类本身。 作为现实的存在物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过往时间态中的历史,不仅是因为人类当下生活的一切现实基础都与作为历史的“过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还由于今天的人类与昨天或前天的人类,在本质上具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与相通。也就是说,历史时间的永恒流逝,并没有从根本上割断“古”与“今”的关系,也没有把人类抽象为一种仅仅是时间态中“现在式”的平面存在。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几万年或几十万年以前的史前时代,并能够从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宗教活动、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去解析那个时代的人类,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人)与今天的我们之间,比起今天的我们与动物之间,其差距、隔阂要小得多。 因此,历史的智慧,就其实质来讲,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形式及其本质的智慧。它与哲学智慧一起,构成了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大智慧。换句话说,就其对整个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来讲,能够与历史智慧媲美的,似乎只有哲学智慧。但是,哲学在总体上并不是以人类的已有全部经验为唯一指归,它还关注着经验之外的彼岸世界--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学科或人类认识自我的各种现有途径或方法中,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前提,来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人的本质和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就只有历史学这一唯一的学科了。历史认识的特点以及历史学的独特学术魅力,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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