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封建史学发展的最高峰，这是史学政治功利主义目的空前强化的结果。那一时代的主要史学家们能够自觉担负起总结封建统治经验和进行儒家纲常教化的责任，积极用世，勇于革新，贵乎自成一家。他们的史识和史学抱负远比六朝史家高超，也胜过唐人。六朝多以世胄文人领史任，好尚文辞的华美而不贵史笔的简洁朴素；体例陈陈相因，内容繁芜失真，迷信充斥，质量高的传世之作很少。有唐一代竟未能革除这些积弊。而宋代的史学家在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驱使下，努力从封建道德领域，从历代典制因革的角度，从封建国家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乃至文化学术的变化来探索封建统治得以生存和兴盛的各种条件，大刀阔斧地摧陷廓清数百年积弊，使中国封建史学由此达到了极盛。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政治功利主义如何成为历史学家孜孜追求的目的，他们又是如何实行自己的主义的？孟子把史学的内容析为事、文、义三要素[1]，实为不刊之论。笔者也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宋代史学家的政治功利主义。附带说明：这里的“义”就是唐宋以后史家所谓的“道”。先秦时代“道”是百家学说主旨的泛称。孟子在此处不言道而言义，实为《春秋》所道“名分”，也就是唐宋以后儒者所认为的“道”的核心内容。
    史与道
    一、道统说的确立
    先秦诸子各道其“道”，逮至六朝，“道”的释义并未归一。史家言道，“多饰玄言”[2]，老庄以“自然”解“道”，这当然和儒学精神不完全吻合。到了中唐，韩愈等人明确阐发“道统”[3]，为古文运动张本。古文运动到唐末五代衰落下去，北宋中叶，古文复兴，古文家重新打出了“道统”旗帜，学界大有呼唤韩愈复生之慨。著名的《春秋》学家孙复重申“道统”云：“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也”[4]。出自孙复门下的石介作《尊韩》一文称：“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5]。曾师事孙复的欧阳修自幼学文便以韩为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都是当世学术领袖，追随他们的人很多。宋人在一片宗韩声中，确立了“道统”，“道”的内涵的解释也随之归一：即儒家伦理纲常和治国理论就是千古不易的“道”。
    “道统”虽由古文家提出，但在宋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宋廷提倡《春秋》学，大讲纲常名分。《春秋》研究著作迭出不穷。其大旨不外褒崇王室，尊君抑臣。《春秋》尊王精神几乎笼罩了学术界。南北两宋的史学名家，都精于《春秋》之学，他们都在自己的史著中竭力宏扬《春秋》精神，借以惩创人心，矫正世风，护持王纲。有的作史仿效《春秋》笔法，励行褒贬，如尹洙《五代春秋》、欧阳修《新五代史》等。有的虽不用《春秋》褒贬之辞，但从善恶是非的论断和治乱之迹的考察两个方面更广泛深入地贯彻《春秋》精神，代表作品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开卷一大篇“臣光曰”论“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揭橥全书宗旨，实同一篇讲经之文，经学、史学在这里实现了统一。清人邵廷采就说：“《尚书》、《春秋》经而史矣”，《通鉴》、《纲目》“史而经矣”[6]。有的专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重定义例，改编他书。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该书“纲效《春秋》而参取群史之长，目效《左传》而稽合诸儒之粹”[7]。书中贯穿着朱熹的理学思想。其书序文说，《通鉴纲目》成，“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两公之一是著名理学家胡安国，曾作《春秋传》。朱序是说《纲目》一书冶胡氏理学与司马光史学于一炉。有的以《春秋》名分观点为准绳，专论前朝是非。如范祖禹《唐鉴》专论唐事，实际是一部以史阐经的书。
    二、用世思想的高涨
    宋代史学家纷纷高扬“卫道”、“明道”的旗帜，宣称自己以史经邦之志。这种积极用世的态度，直接来自于“道”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熏陶使然。至宋代，门阀制度被荡除，科举只看成绩，不论士庶，且取士名额不断增加，又多次改革考试科目和内容，以经义、策论为先。这样，给更多的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宋王朝统治的基础扩大了。加之宋太祖称帝，即有不杀言官之诫，所以北宋较长时期内言路较宽。这无疑会鼓励士大夫以道术用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宋学的兴起促进了史学与经学的结合。宋人治经，不惑传注，讲求经世致用，能够激发学者的入世思想。在这种政治空气与学术气氛之下，经过国家数十年的涵养培植，涌现了一大批博通经史的硕学大儒，他们研经以求致治之源，治史以明经世之迹，经、史结合，政、学相济。以名儒为名臣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格言，正是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胸襟的写照。在他的周围，有许多经史名家与之相师友，如胡瑗、孙夏、石介、余靖，富弼、尹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人都怀抱济世之志，治学自成一家，从政则勇于任事。从宋初开始，就不断有史学家以史学著作向朝廷献策解决外侮交侵、纪纲紊乱、财政拮据等问题，都是应时务之举，而非为史而史。
    史家“入世”思想高涨，隐逸高蹈之士的“出世”思想则受到批评。《资治通鉴》这样的通史巨著很少记载隐逸之士。司马光在《通鉴》中指斥那些负才遁迹，不为帝王所用的人不是“有道之士”。士应该“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8]。释、老宣扬“出世”思想，司马光抨击不遗余力。有《上风俗札子》说：“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礼，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9]。与司马光先后或并时的政治家、古文家、史学家多有辟佛排老的言论。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用世思想高涨的表现。史学家既以斯文斯道为己任，则史学与经学的结合就成为必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