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一些人作古文追求意新语工，宗尚韩愈奇险的作风，欧阳修是不赞成的。他认为“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24]。他把自己的古文主张施于史传的写作，提出了“事信言文”的质量标准。事信就是记载准确。欧阳修认为自己笔下称述的人物都是出处大节有过人者，事信就是他的史文贯彻“道”的一个方面；言文就是要剪裁，要凝炼、含蓄，足以传世。他用记录历史的严肃态度，为人写墓志。曾作《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范、尹、杜生前都是欧的挚友，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略去了先人的一些事迹。欧阳修不惜反复申述自己的用意以求得理解。他有《与杜欣书》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25]《论尹师鲁墓志》一文还讲到互见之例，在别人文中讲到的就不必重复等等。按史笔的规范要求，欧阳修的做法是对的。出自欧阳修之门的古文家兼史学家曾巩就理解欧阳修的做法。他有《寄欧阳舍人书》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信中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在《南齐书·目录序》中发挥欧阳修“事信言文”的主张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言，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对史传作品来说，什么样的“言”，才算“文”呢？我们由欧、曾等人的文论和他们的历史著作，约略可知：第一，作者内心必须充实着“道”，因为“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第二，要剪裁，就是“书大节”，“存大体”，删去不必要的材料，所谓“大节”、“大体”也就是关乎“道”的行为和大事；第三，文字要朴素畅达。关于第二、三点，最好用欧、曾等人史著为例进行分析。但限于篇幅，不能过细。今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为例概言之：观本纪，知其简约；观《唐六臣传》及论，知其剪裁匠心与论断义深辞畅；观《伶官传序》，知其文章腾挪跌宕之妙。上举数例未足以尽欧阳修史笔之美。总之，史文的改革和古文运动同时获得成功，与欧阳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里再谈谈司马光。司马光是当世公认的纯儒，他的文论重道，自不必说。他的《资治通鉴》史笔优美，也是不待言的。作为政治家司马光，他论文更强调“用”。《答孔文仲司户书》说：“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孔子曰‘辞达而矣’，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辨也。”[26]《通鉴》叙事之文质朴流畅；史论读来更觉委婉亲切。张熙侯先生盛赞“《通鉴》合史学文学而成一家。”认为《通鉴》融录众史，浑然天成，又具剪裁之工，穿插之妙，故“读其文醇厚茂美，上下洽通，若机杼自成，而非自删节搭凑而来者，非惟可观，而又可颂。”[27]又说：“《通鉴》剪裁穿插，经营位置，诚不能出《左氏》规模之外，然而大段落墨，片片平直，既不肯掂斤播两，尤不为弄姿逞奇之文。故纪事而至《通鉴》，有江出西陵始得平地之观”[28]。司马光史文的基本特征是平实，这和司马光为人的谨重朴素是一致的。
    史文改革和古文运动一样，到宋代才获得最后的成功。史文简净平实，非常接近于当时的口语。这是中国古代书面语言的一大进步。
    缀语
    宋代史学的辉煌成就，是伴随着古文运动的成功而取得的。宋代的古文运动高标“文以载道”[29]的宗旨，史学家以斯文斯道自任，因而他们的史学带有鲜明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史学与经学（道）的合一，是宋代史家高度发达的主要因素，也是封建史学成熟的主要标志。因为“道”的权威地位的重新树立，是一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反复实践和选择的结果。到了宋代，封建的思想家才有能力用思辨的方法把儒家所设计的礼乐政刑（封建统治的模式）抽象为一种精致的哲学，这就是兴起于北宋中叶，发达于南宋的理学--后世称为道学。史学在北宋中叶以后，日益和“道学”结合，又是它渐渐走向衰落的内在原因。
    道统之说以理学家宣扬最力。理学思想浓厚的史学家论史尤重纲常名分，而无形中削弱了“通变”之旨。如著名史家范祖禹所作《唐鉴》就是这样：开卷即说李世民胁父起兵于太原（反隋）是“陷父于罪”；论李世民杀兄夺位，武后、肃宗称帝为“无君父之篡”！[30]这种论调只是名分说教，并无历史认识价值，而理学家却大加赞赏。程颐认为《唐鉴》“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31]。从尹洙、欧阳修开创的师法《春秋》，励行惩劝的史学风气，到《唐鉴》往前跨了一步，以经论史，以史阐经，史学的理学化已显端倪。理学家以义理观史，以“穷理尽性”，论君臣之道，以天理性命论国祚兴衰。他们以擅发义理为职志而忽略史实，以至发展到轻视史学。其中以朱熹的言论最具权威性。他认为《左传》、《史记》这些典范性作品只是二、三等著作。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论《史记》、《汉书》等说：“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司马迁“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著”[32]。朱熹本来把司马光当作道学传人之一，还认为他义理见识浅。如门人黄义刚问朱熹：“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识浅”时，答曰：“是”[33]。在南宋兴起的永嘉学派，讲求事功，重视史学，而被朱熹看不起，朱批评其代表人物陈亮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34]。总之，在朱熹看来，绝大多数史书义理上都差。
    宋代史学的高度成就足以彪炳千秋，但自南宋中叶开始，道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渗入史学，史学界便缺少了北宋中叶史家的那种驰骋古今，深察世变肌理，勇于革新的恢宏气势。史学家停止了向新领域的探索和更高境界的追求，连史学固有的鉴戒作用也削弱了。
    注释：
    [1]见《孟子：离娄上》。
    [2]《史通·论赞》。
    [3]其说肇端于孟子，详参《尽心篇》。
    [4]《孙明复小集》二《集道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