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年），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17年毕业于北大国学门，曾先后在南开、北大、北师大、河南大学任教，讲授国学。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加过新四军，1940年1月经刘少奇介绍来到延安，先后担任马列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生涯。他精心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人们主要的历史读物。此外，范文澜在经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也有出色的建树，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性著作的开拓者。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古代史研究的深入，产生了第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中国通史的著作，如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出版，下册1948年出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1943年出版，第二卷1947年出版）。但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当首推范文澜。他的两部通史著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通史框架。
    《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分别完成于1941年和1942年，它系统叙述了从上古到清中叶的中国古代历史。建国后，范文澜又亲自修订完成了第一、二、三编（至五代十国）的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该著与以往通史著作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强调用经济因素解释社会政治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勾划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脉络。范文澜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就是发展中的生产力”（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37页。），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一定是因为它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简编》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古代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尤为关注。例如，石器、青铜器、铁器、耕牛的使用情况，炼铁、印刷、火炮、指南针的逐步发展，以及茶叶、早稻、棉花的大量种植，《简编》都有详细的论述。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变更和发展的透析，范文澜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黄帝到禹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夏商两朝是奴隶社会，西周开始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是封建社会。同时，范文澜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把各个社会形态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如封建社会被划分为三大时期：西周至秦统一时是初期，秦汉至元末是中期，明初至鸦片战争则为后期。
    其二，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认为，“历史上，中国劳动人民对自然界作斗争的历史，对统治阶级及侵略民族作斗争的阶级的民族的斗争历史，都有非常光辉的成就”，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祖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注：《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简编》一改过去把历史发展、王朝更替归因于天意、君主个人昏庸荒淫或雄才大略的做法，用大量的篇幅描述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和阶级斗争，说明他们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批判了英雄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其三，贯彻了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范文澜注重从历史上生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明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从阶级斗争演变情况来剖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如他后来在解释《简编》修订情况时所说的，《简编》“注意到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23页。）。尽管由于突出阶级斗争，使《简编》增加了一些非历史主义成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肯定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作用，与旧类型史书骂农民起义为“流寇”、“土匪”相比，毕竟是一个进步。
    诚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三四十年代尚处在开辟时期，范文澜的通史著作亦属草创，其缺陷与不足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他和其他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起到了拓荒者的作用，为中国现代史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二）
    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杰出代表。所谓民族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恰切地阐述中国历史，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特点。范文澜明确申明要以唯物史观发现的共同规律结合本国历史的具体特点来指导历史研究，找出二者的联结，他说：“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骗》序言，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这段话也可以视为是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史学工作的指导思想。
    范文澜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做法，主张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08页。）“神似”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变化无穷的实际问题获得正确解决，使之成为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貌似”是教条主义式的，它不顾具体实际，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做灵丹妙药，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11页。）因此，学习经典理论重在学习其怎样结合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照搬照抄。
    他坚决反对依西欧历史的“样”画中国历史“葫芦”的做法，因为“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15页。）。他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并没有停留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一般探讨上，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叙述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简编》虽然否定了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但在具体的时代划分、结构安排上，却能够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依照朝代的更替来叙述中国历史的演进。书中的章节如：对外发展时期--汉，封建经济发展时期--唐，封建经济复兴时期--北宋等，都是以朝代为核心来组织安排通史体系的，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知道那个朝代空间多大、时间多长、有什么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轨迹。
    在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上，范文澜反对过去本本主义的说法，结合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大胆探索，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