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前期，人们往往把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作为权威论断。斯大林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消灭某个民族经济的分歧状态和把这个民族历史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289页。）但范文澜却没有被这一观点所束缚。1950年10月，他发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通过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初步考察，提出中国自秦统一就开始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一观点，在范文澜以后的论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范文澜指出：中国“自秦汉起，汉民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礼记·中庸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所说的“今”即是指秦统一以后的时代，其中“车同轨”可以理解为“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书同文”就是共同的语言，“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而长城之内的疆域则可理解为秦统一时中华民族“共同的地域”，因此，中国的汉民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特独的民族”，“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67页。）这样，范文澜虽然也是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出发来论证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反映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治学态度，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勇气。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含有极为丰富的特点，要发掘这些特点，需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这方面范文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范文澜的著述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与他早年曾致力于经学研究，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功底紧密相关。他曾师从刘师培、陈汉章、黄侃，治学思想和学术风格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抗战以前先后出版的《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抄》等论著，集中反映了他在传统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来到延安后，范文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经学和史学的研究中，但早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治学方法仍然发挥着作用。
    范文澜是中国最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解经学的历史学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经学讲演录》即是其中的代表作。1941年，他在延安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时，毛泽东曾亲临现场，并致信范文澜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注：《毛泽东书信集》，1983年版，第163页。）。鼓励他要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范文澜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由于范文澜熟谙传统文化，善于搜集并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科学成分，使他能够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造就了他著述的独特个性。在《简编》中，范文澜对每个时代的文化，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都有专门章节进行具体论述，而且内容丰富，材料系统，分析精辟。另外，在文字表达方面，范文澜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做到洗炼、优美、生动。我国古代史家“文史兼通”的优点，在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范文澜继承清代考据学善于钩稽材料，进行考证、注释的学术风格，主张治史应当广搜精证。他指出：“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工夫，切勿随便改造原来的文字和词句。”（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13-214页。）他在论证西周封建说时，运用了《诗》、《书》、考古材料和铭文等多种材料，且都经过了严谨的考证。
    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担负的共同任务。范文澜以其对理论融会贯通，不断探求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规律认识，一贯开拓进取的学术风格，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应当指出，范文澜的历史研究也曾经产生过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主要是他在延安时写的两部通史著作存在着过份强调阶级史观的“反封建片面性”和“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例如：《简编》对属于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绩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起的进步作用被忽视；为了影射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吴蜀联合拒魏类比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以至于“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20页。）。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著作的客观性。
    但是，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应当考虑到成书时的时代特征。与当时其它史著一样，范文澜的著作也是时代的产物。
    范文澜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形势下着手编写中国通史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已坚决地摒弃了左倾教条主义，并清醒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曾说过：“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只要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692、605页。）农民在现实创造中地位的确立，使“农民战争动力说”完全代替旧的英雄史观，确立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且在当时，救亡和革命是时代的主题，异常尖锐剧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使政治问题格外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文澜所写的通史突出阶级斗争，把农民战争看成为推动历史的重要动力而忽视其他阶层的历史进步作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言论完全没有自由，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达到著述影响人教育人的目的，不得不用隐晦的笔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采取“借古说今”的方法，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如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吴晗《僧钵到皇权》等。
    如果说，范文澜三四十年代的著述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突出了历史研究的时代性和革命性；那么，建国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他对史学的探索则在坚持革命性的同时，更注重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1954年，范文澜为《简编》修订本撰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剖析了延安版通史所存在的非历史主义问题，并就历史研究中如何克服这种倾向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反封建片面性”和“借古说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用，“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都依条件、地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19页。）至于阶级史观，“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23页。）为此，范文澜要求把一切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进行考察，实事求是、科学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不有先驱，无以创始；不有后学，无以昌流。范文澜的治史，走过了一条从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发展道路。从最初的治经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草创，再到建国后通史的修订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探索，无不带上时代的烙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史学思想也不断升华。他那种对理论信念的执着追求，“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及谦虚谨慎，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判的学风，为后继者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