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并不是说史学史只是为史学理论的发展作铺垫。事实上，史学史的研究中首先应包括史学理论，史学理论也应有机地融汇史学史。这两者的互动与重合关系，表现为历史进程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本体理论这两个方面。史学理论可以通过史学史弄清自己的本源，批判继承其优秀传统，并可帮助我们选择课题，确定当前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史学史也通过对过去史学理论的发掘、评述与阐发而强化史学史本身的理论深度，构建史学史的本体理论（注：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深论，可参见王建辉《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
    多年来，我自己在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对此有较深的体会，离开了史学理论的史学史，那么这样的史学史只能如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说的，是一种“书目答问”或“史家列传”，倘如此，“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注：参见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自己的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4页。）“有限的学科”云云，无非说它是缺乏史学文化的底蕴与深度，与史学史要力求阐明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宗旨相去甚远。反之，离开了史学史的史学理论，其论不是如雾中看花，不甚分明，就是如前面所说的空中楼阁，缺乏根基。譬如，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怎能离开年鉴学派的发展史，离开现当代法国史学史乃至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史呢？
    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不能脱离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的，这也为近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时的经验教训所佐证。反思近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不足或失误，究其原委，除了个别情况外，其中大多数是对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的情况不甚了解，致使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工作带有盲目性，走了不少弯路。可以设想，为进一步开展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势必会涉及20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史学的式微与新史学思潮的勃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溯至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下延伸到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等；再由西方近世史学溯源到西方史学的源头--古典史学及其后的中古史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无疑对我们当前更好地引进西方史学，推进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还需深化与细化。近年来，我国已出版有十多部西方史学史的著作（注：详情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应该更上一层楼。对此， 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个案与专题的研究工作，这里不再细究了。借此机会，我觉得有必要重提5 年前的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不管是作总体上的探索，或者作精细的具体研究，都是前景诱人、大有作为的。可以预料，像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等课题，当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不断会有这方面的新著问世。”（注：张广智：《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806页。）前已提及的陈启能、 于沛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等书的出版，部分地印证了我的上述论断。但是迄今为止，说来惭愧，我们还没见到一部像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见世。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急切地希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共同努力，能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内，写出这样的作品。倘如是，它无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引发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结合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结合，主要是从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这一视角而言的。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将是可想而知的。君不见，在中国新时期曾一度产生轰动效应的照搬西方的“老三论”、“新三论”及其在这些“新论”指导下的作品，不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东西了吗？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的史学理论，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为奠建21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而努力。
    至于说到如何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的实际相结合，我初步想到下列两点：
    1、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我国历史学传统，尤其是与它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众所周知，在长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历史学蓄积了丰赡的遗产，形成了众多的优良传统，在世界史学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然而，前几年曾出现过，为使中国史学现代化而盲目丢弃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这种对祖国史学文化妄自菲薄的做法同昔日夜郎自大的做法并无二致，最终都将会导致中国史学现代化误入陷阱，也会导致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走入歧途。
    当然，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理论上的回顾、思考与总结。晚近以来，一些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如瞿林东教授的新著《中国史学史纲》（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着墨尤多，很可参看。
    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结合，这就势必推动中外（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外（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已有前期成果（注：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374页。），但问题也不少， 比较的简单化与表面化是其很显著的弊端，对此容另处详议。
    2、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尤其要与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或具体课题相结合。这就好比异域的种子，要在我们的国土里生根开花，必须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良。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最好的方法是运用。想当年，如发端于欧陆的20世纪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品种，传入北美，在那儿立足并发展起来，那还不是归功于美国历史学家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创造。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已越来越注意到，要把西方新史学理论与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如不少学者把年鉴新史学派的时段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中的具体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事实告诉我们，唯其如此，才能在这样结合的过程中，检验这些外来史学理论的优劣，从而决定它们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