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有关史籍资料，对中国历史上宁夏的几次大开发进行了初步爬梳，指出宁夏开发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即汉代、盛唐、清初三个大开发时期。宁夏的开发具有典型的军事边塞经济特征，因而传统经济较为薄弱，这是清末以来宁夏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面向新世纪作的重大战略决策。任何一项伟业都是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开发西部更是如此。翻开中国历史，西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宁夏作为西北之门户，扼内陆与西域之交通要道，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线。因此，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反映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古代中国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往往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和侵扰，大多数时候宁夏都是处在双方交际、对峙的中间地带，所以历史上宁夏的开发随中原王朝兴衰时断时续，约分三个时期：第一期始于秦、盛于汉而废于三国两晋；第二期始于北魏，经隋至唐元和年间盛极一时，五代、西夏承其余风，亦颇可观；第三期由元、明、清初之盛，经咸丰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而跌至低谷，清中叶以后，又渐有欣欣向荣之势。本文即以此为基点，对中国历史上有关宁夏的这几次开发作初步的探讨。
    一、秦、汉时期的开发
    宁夏原为狁、戎狄所居牧。公元前626年，秦穆公灭西戎， 征服了今宁夏部分地区。秦惠文王时，宁夏先后有义渠县（今固原县东南）、乌氏县（今固原县南）、朐衍县（今盐池县境内）之设，其中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后，乌氏、朐衍均属陇东之北地郡所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 北假中”（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53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 从而宁夏大部归入秦之版图（注：秦北地郡属于宁夏可考者有四：乌氏县（今固原县以南）、朝那县（今固原县东南）、朐县（今盐池县境）、富平县（今吴忠市西南）。另外，还有神泉障（今吴忠市境）、浑怀障（今陶乐县境）等要塞。）。秦占据河套后（注：广义之河套地区，包括宁夏。），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对之进行了开发。《史记·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戎以充之。”这是史籍中有关宁夏开发的最早记载。其迁入人口，即为内地农业人口，在此筑城设县，长期居住，则必然会把内地较高的农耕技术带入宁夏（注：今宁夏秦渠俗传，即为此时所修，《甘肃新通志·灵州》。），可以推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必然会在当地作有限度的交往。因此，这一事件，我们又可以看做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宁夏（河套地区）的第一次交流和融合。《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乌氏县有一名倮者，贩运丝织品与戎王易牛羊而成巨富。证明当时宁夏确存在着秦人与戎之间的贸易活动。但是，10余年后，“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注：《史记·匈奴列传》第2911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 农耕文化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于是，匈奴重新占据河套，成为汉初50年的最大边患。
    至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公元前211 年）之后，曾6次出巡西北，以便图谋解决西北边患。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汉书·匈奴列传》也载：“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宁夏大部再入版图，这次规模迥异前一次。《汉书·食货志》载当时“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费数十百钜万。”大规模筑城之后，开始大量移民开发。“（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注：《汉书·武帝纪》第170页，中华书局，1962年。 ）“（元狩二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国中以实之。”（注：《史记·匈奴列传》第2909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元狩三年）……乃徙贫民于关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注：《汉书·食货志》第1162页，中华书局，1962年。）“（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注：《汉书·武帝纪》第178页，中华书局，1962年。）“（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 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注：《汉书·食货志》第1173页，中华书局，1962年。）如此众多的农业人口迁入（注：当时宁夏北部属北地郡，设廉、灵武、灵州、富平、朐衍5县。 至汉平帝始二年（公元2年），有人口16000余户，55000余人。南部属安定郡， 设高平、三水、眴卷、乌氏、朝那5县，有12000余户，4万多人。 两郡分属朔方、凉州刺史管辖，共有28000余户，近十万人。）， 使宁夏平原由牧业经济转为以灌溉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二元经济。至此，形成宁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发时期，其开发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力大量输入、灌溉农业发展和城镇出现。《史记·匈奴传》称：“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河渠书》也说：“（元封之际）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后世有名可查的汉渠、高渠、光禄渠、七星渠、尚书渠、御史渠等古渠，其原始渠道均为汉代所建。最初的移民，衣食尚不能自给。“（武帝时）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钜万十数。”（注：《汉书·食货志》第1161页，中华书局，1962年。）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宁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约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后，粮食便基本能够自给。昭、宣之世，“人民炽盛， 牛马布野”（注：《汉书·匈奴列传》第3826页，中华书局，1962年。）。至元帝时已有积储，形成被称为“仓城”的上河三城（上河城、南北典农城，大致在今永宁县、青铜峡市、银川市境内）等粮食集散屯储中心，元帝曾调集边郡余谷接济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