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马援在北地郡“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马援列传》第828页，中华书局，1965年。）。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尚书仆射虞诩称，孝武、光武之世， 安定、北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注：《后汉书·西羌列传》第2893页，中华书局，1965年。），一派富饶景象。但实际上，自汉元帝之后，边郡屯田已为荒废（注：元狩时，移民“衣食皆仰给其官……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史记·平准书》）《汉书·王莽传》称：“（始建国三年）……异时尝置田官。”可征之前若干年已无田官之设了。而王莽称帝不久，即遭内乱，中原鼎沸，更无暇论及边陲。宁夏遂先后为匈奴、西羌所据。移民复迁入内地。如《后汉书·西羌列传》载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北地、安定郡治内迁， 官府强迫百姓内迁外，还“发屋伐树”。）。据《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载，永建四年（公元129年），顺帝复置朔方、上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 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这时粮食储备充足，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已有“激河”工程，即把河床中一部分水流壅高，逼入水渠，以利引水灌溉。这是秦汉之世，对宁夏在内的边陲最后一次开发，其时已远不能与西汉相比。据估算，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宁夏仅有人口4600多户、23000余人，为平帝时的四分之一（注：宁夏国土规划办公室编：《宁夏国土资源》第4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今宁夏境内，汉墓遍及银川、贺兰、吴忠、中卫、固原、陶乐、灵武、西吉、隆德、同心，出土有生铁犁壁、铁锸及陶器、木器、铜器和玉石饰品，证明当时宁夏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相差无几。贺兰、中卫、吴忠、盐池、固原等地都发现了汉代城址，出土有瓦当、板瓦、方砖及钱币。固原南郊汉代城址中还发现了陶水井、陶排水管道等较完善的供排水设施，说明汉代宁夏城镇发展水平已达相当高的程度（注：宁夏国土规划办公室编：《宁夏国土资源》第4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二、北魏及隋唐时期的开发
    汉末，西羌势盛，宁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驻牧之地，灌溉农业倒退，畜牧业有较大发展，成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乱及北方各民族大融合之后，部分地区有了较大发展（注：如：西晋太康初（公元280年），宁夏南部3县即有2300余户。4世纪末，清水河流域出现楼他城，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居于宁夏的各游牧民族亦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称：“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魏书·铁弗刘虎传》载：“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坚许之。……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魏书·太祖纪》亦说：“（登国六年）卫辰遣子直力鞮出棝杨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既“求田内地”、“屯代来城”，又“帝袭五原屠之”而能“收其积谷”，则卫辰所摄“诸虏”、“杂类”，必已从事农耕无疑，至其子赫连勃勃，统一河套，建国大夏时，农林业继续发展。史载宁夏境内之薄骨律城，“赫连果城也”（注：《宁夏百科全书》第172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至唐代，“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注：宁夏国土规划办公室编：《宁夏国土资源》第4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可想见其盛时之况。
    北魏统一西北后，在宁夏设薄骨律、高平两镇，加紧开发宁夏，使宁夏农耕、畜牧皆有发展。《魏书·食货志》载，魏太武帝灭夏，俘马30余万匹，在宁夏等处放牧，繁殖过200多万匹，可见其牧业之盛。 其时宁夏水利因长期战乱，年久失修，“官渠乏水，不得广殖”。对此，《魏书·刁雍传》记载颇详：“（太平真君五年，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表曰：‘……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案旧引水，水亦难求。’”在古代中国，一旦政府无暇修浚水利，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刁雍首先修复艾山渠（汉之高渠）、薄骨律渠等，“溉官私田四万余顷”（注：《魏书·刁雍传》第867页，中华书局，1974年。）；其次整顿水政，实行“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灌溉用水制度，并且利用水利，发展漕运，开始黄河中上游的水运开发，使农业有较大发展。其后薄骨律镇年运屯粮赴沃野，艾山渠修复仅二年，就调出河西屯谷50万斛，可见当时宁夏农业盛况空前。这一时期，宁夏还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固原县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银币和北周李贤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碗、金戒子和鎏金银壶三件波斯珍贵文物，可证宁夏在中亚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隋继承北魏的屯田政策，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土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注：《隋书·食货志》第681页，中华书局，1973年。）。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郭衍）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注：《隋书·郭衍传》第1469页，中华书局，1973年。 ）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 宁夏约有27000多户。隋末唐初，吐谷浑、党项等大举内迁至安乐州、灵州、 盐州、原州等地，于是宁夏“种落愈繁”，人口剧增。但是，对宁夏的开发却要迟至唐中宗时，方才开始。隋末，河套（包括宁夏）为梁师都所据，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方为柴绍收复，“以其地为夏州”（注：《新唐书·梁师都传》第3731页，中华书局，1975年。）。但突厥时相扰边，实无暇进行屯垦（注：唐代史书关于初唐开发河套事仅《新唐书》中有二条，《新唐书·地理志》夏州朔方县下小注：“贞元七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同书丰州九原县下小注称，“永徽四年置。有陵阳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筑河北三受降城， “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注：《旧唐书·张仁愿传》第2982页，中华书局，1975年5月。），屯垦才排上日程。 《通鉴·唐纪》载：“（开元二年）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这是唐复兴河套农垦事业之始。至于大规模开发，以元和中最盛。《新唐书·食货志》称：“元和中（七年），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脏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通鉴》记此事则稍有出入：“（元和七年）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虽然负责者、开田数及产量、省费数量皆不同，但是在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进行过大规模屯垦则是无疑了。《旧唐书·李听传》载：“（元和）十五年六月，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又《新唐书·地理志》灵州回乐县下注称：“有特进渠，溉田六百顷，长庆四年诏开。”不仅汉代旧渠得到整修、扩建，而且新开一些渠道，如唐徕渠、七级渠、特进渠等。灌溉面积大大增加，开始由南部进至中部低洼地带。据《旧唐书·娄师德传》载，7世纪末叶，娄师德在灵州（今吴忠市北）， “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当时数年间积谷数百万石。至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 宁夏北部人口已由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的23000 余人增至61000多（不计羁縻州人口）。当时，灵州兵食完富，士马强壮， 有“天下劲兵在朔方”之称。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在灵州即位，一时灵州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为宁夏有史以来所仅见。唐末五代，灵州居中西交通要道，传统商业贸易较为兴盛。从韦蟾的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可显当时大概风貌。
    另外宁夏南部地区，为唐代养马中心，官营畜牧业发展迅速。原州境内有34个牧马监（即军马场），养马10多万匹，盐州亦有8个。 在当时灵州等地的池盐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支柱。灵州在唐代上升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先后设立过总管府、都督府和朔方节度史，成为全国边镇中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注：《旧唐书·地理志》第1386页，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