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论略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波澜迭起,至今未息。有以国家命运相拷问,有以民族前途相责难,有以社会改造相寄托,有以人文精神相嘱咐……但终因时势所异,使命各殊,而致议论参差,仁智抵牾。陈寅恪则取一纯粹学术的立场,以冷静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终生不辍。陈寅恪“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233页。),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在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以开荒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巍然一代国学泰斗。其真知灼见,有如拨乱云飞渡之日,常使千古学案,涣然冰释;其治学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常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明其津梁。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再度呈上升之势。世纪之交的凝重气氛,促使研究者更多地从学术的要求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内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决定了对陈寅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必要。陈寅恪在临终前一年嘱托助手黄萱:“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由于种种原因, 黄萱未能如命,我们也无法看到陈寅恪先生对其研究方法的系统记载。薪尽火传,我们仍可搜集陈寅恪的诗文论述、师友缅怀、弟子回忆、学者研究,因指见月,窥其门径。所得三法,以为根本。是耶非耶,祈请海内外方家教正。 一、直接研究文化本原 1935年,陈寅恪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经过长达十来年的中译本佛经研究,于这一年提出直接研究文化本原的方法及其意义: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众所易知:山水画大师若不游历名山大川,得其神韵,摄入作品,则所出必无气象。语言学家若从未实际接触过某语种所在的国家和人民,其研究结果终将不如人愿。军事指挥家若不深入战场,实地指挥,必然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失误。研究文化而取间接之法,势必难免曲解走样之患。众所难知,在于渡江海之舟楫,出迷宫之向导。 陈寅恪指出,研究文化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语言文字是历史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工具,近现代中国任何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无不精熟于此,少则一门外语,多则十数门外语。陈寅恪历史文化本原研究“首在通达其言语”的“七字真言”,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大结晶,为此,曾耗费他几十年的功力。他所承受的艰难困苦,既反映其超人的毅力,也表现其过人的才华。 陈寅恪出身于士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曾国藩幕僚、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明,主张变法。父亲陈三立为清末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年起即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13岁东渡日本留学,20由亲友资助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此后,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梵文、巴利文、藏文等。与陈寅恪同学七年的俞大维先生撰文指出: 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与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 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Von Stael-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与巴利文都特精。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披露了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期间残存的64本学习笔记的情况: 一、藏文 十三本 二、蒙文 六本 三、突厥回鹘文一类 十四本 四、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 五、西夏文 二本 六、满文 一本 七、朝鲜文 一本 八、中亚、新疆 一本 九、佉卢文 二本 十、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十本 十一、摩尼教 一本 十二、印地文 二本 十三、俄文、伊朗 一本 十四、希伯来文 一本 十五、算学 一本 十六、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一本 十七、亚里士多德(实为数学) 一本 十八、金瓶梅 一本 十九、法华经 一本 二十、天台梵本 一本 二十一、佛所行赞 一本(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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