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以其治史实践阐述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知其所以然：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6.宏观把握 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治学极注重通识与特识，并以此为准则，衡量学术成就的价值、学者治学的境界。因为不打破畛域，就无法沟通系统；不宏观把握，就无法认识整体。关于这一点，陆键东先生作过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论：
    早年陈寅恪以“考据”而名，并终身为此名所累。但其实陈寅恪更长于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发展中每一阶段的特殊形态及一般的发展规律。陈寅恪这种超俗的眼界，在他那两部隋唐史研究的双壁中第一次作了完整的与惊人的展示。提出了从“种族与文化，制度渊源”去考察中国中古盛世的观念。陈寅恪这种宏观的史识与气度，使他脱胎于朴学，又不为考据所局限的笔下的历史，呈现出特别动人的魅力。这种魅力同样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不是陈寅恪鸟瞰一个时代历史的通论性著作，但也随处可见陈寅恪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走向，作入木三分的宏观概括与点评（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5、526页。）。
    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1932年秋，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晋至唐文化史课，在讲到课程学习方法时指出：
    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以上录“卞记”）（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应该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是陈寅恪为人与治学的根本，也是其通识的结晶，史识的前提。陈寅恪的思想与主张早在其所撰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中即已形成系统。王国维自沉后两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刘节等人请求陈寅恪撰文纪念。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因此撰文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之人。陈寅恪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须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碑文指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立碑撰文之事在1929年，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之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也是二陈（CC）派去的。碑文中的“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陈寅恪所经历的世变很长。在戊戌政变期间，他赞扬光绪皇帝。入民国后，他称道孙中山之为人。但他认为研究学术应该与流行的政治思想严格分开，只有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而受“俗谛之桎梏”，则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因此之故，也就不能发扬真理，研究学术。陈寅恪认为，对于具体的学术问题，都是可以商榷的。他指出，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误之处。我国关于蒙古史的研究，由王国维承先启后，厥功甚伟，王氏著作精审，学问一流，但因他仅通日文，未能运用直接史料。相比之下，陈寅恪则研究工具完备，能阅读蒙古史研究的直接史料，所以能与其商榷。与此同理，陈寅恪自己承认其学说也有错误，别人也可以与自己商榷。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则不能有任何的变易。他在碑文中指出：“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对于众说纷纭的王国维之死，他认为与罗振玉的恩怨不相关，与满清的灭亡也不相关，王氏实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而且必须以死力争。碑文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他认为，别的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才是大事。
    陈寅恪在研究中已深刻地体会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是文化走向繁荣、学术走上科学、创作体现价值、人生存在意义的关键。他在许多论著和与人交谈中都指出了这一点：
    不能硬抄苏联，要知苏联科学来自西欧及美国，一切不能盲从，要头脑清醒（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注： 《论再生缘》， 《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2期。）。
    披寻钱柳之篇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注：《柳如是别传缘起》）！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注：《赠蒋秉南序》。）。
    陈寅恪双目失明，又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自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注：《辛丑七月，两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然而，“陈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清闲风趣之行动也”（注：《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陈寅恪自述“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注：《赠蒋秉南序》）。所学所论“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愿在“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注：《赠蒋秉南序》。），将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最高理想。陈寅恪治学论术，迥异时流。精探力索，超越凡响（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33 页）。可谓博大、精深、高远。剖析并借鉴其研究方法，必有助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精蕴的揭示，有助于当代新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