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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论略(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徐兆仁 参加讨论

二、在史中求史识
    陈寅恪治学始终坚持“学术求真实之旨”,研究历史在于“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中国传统史学要求史家具备才、学、德、识的素养,而“史家四长”中,又以史识为根本。所谓史识,就在于对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对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就是具备见微知著、明察秋毫、鉴古知今、高瞻远瞩的能力。从来史家治学,都以史识高低定其优劣。陈寅恪治学,以获得史识为圭臬。他对“史识”二字的特定诠释是“知人论事之旨,论世知人之识”。实际上,史学在陈寅恪心目中,几乎被定义为事理之学。正因为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具足史识,读之能使人洞明事理,才赢得海内外学界的交口称誉。
    历史学家穷毕生精力和心血,去获取史识,而立不刊之论、创不破之说却殊为不易。陈寅恪治史,不避艰难,逆流而进,所获“从史中求史识”之诀,实为入历史堂奥之锁钥,达史学真诠之关键。
    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征,在于其研究主体总是很难直接进入研究客体之中,必须通过史料这一中介环节来实现研究的可能性。而史料的记载者由于受到认识水平、思想情感、立场观念、搜集渠道、社会条件、政治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致使所记录的史料难免鱼龙混杂、隐晦不明、残缺不全、片面间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面对浩瀚的史料,研究者即能体察到中国乾嘉学派、德国兰克学派对于史料进行长期而深入爬梳、清理的伟大功绩。陈寅恪生于清季,幼承庭训,浸染乾嘉考据之学,自不待言。早年求学德国之时,正值兰克学派主导史坛潮流,受其影响之大,也是可以推见的。
    正是基于对中西两大学派的治学方法体会至深、融汇贯通,陈寅恪才感到史识必须也只有在史料所构成的历史中才能获得。乾嘉学派将史学变成史料学,陈寅恪则认为考据只是治史的手段,不是治史的目的,从而将研究推向更新、更高的境界。至于这一点,陈寅恪的受业弟子有着十分直白的记载:
    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陈寅恪“在史中求史识”的断语,就是要求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史料,轻视史料,更不能曲解史料,宰割史料。否则,既乏历史之实,更无史识之论。陈寅恪将历史考据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既不一昧贬抑,又不人为拔高。只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要求“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而全部信从也”(注:《陈寅恪先生论集》)。坚持论从史出,史论合一,考史以求真,研史以获识的学术研究宗旨,并一以贯之,履行不辍。他在研究实践中获取史识的具体方法,大致有以下六种:1.横向比较 陈寅恪指出:“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 页。)。横向比较可分两类,一为中外比较研究:在研究宗教史和西域民族史时,运用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阐述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叉影响,在研究文学史时,对中国弹词体与希腊、梵文的史诗进行比较。一为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以诗印史,文史贯通、交互验证。运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难度极大,非精通多种学科、博览中外文献者不为功。比较研究也极易出史识,因为只有比较,才能鉴别。通过比较,才能从不同角度、层次揭露事物的本质。
    2.纵向联系 论者往往惊于陈寅恪治学不以搜奇猎异取胜,引用资料多为人们习见之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之类,但所得结论则往往出人意料,所获成果则令人难以企及。实际上陈寅恪博闻强记,善于通过考证来说明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探寻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指出:
    ……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注: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功力至此,史识的获取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瓜熟蒂落,唾手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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