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与妹书》中，留下了他当年穷治语言文字之学的踪迹：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
    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冷热，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用满文书写，那是最原始的史料，先生一本本看，重要的就随手翻译（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陈寅恪的女儿流求回忆：
    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陈寅恪在国学方面，修养也很深。俞大维先生曾指出：
    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记载：
    是时先生教学在佛经与中国史方面，然仍留意古籍及中国古文字之学。本年（1927年）秋，曾令学生戴家祥迻录马叔平校孙仲容《名原》于所藏本上。又令人传抄孙仲容《尚书骈枝》（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根柢之学，即音韵、文字、训诂之学。通家认为以此入经，则经学可信。以经学入史，则史学可信。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忆寅恪》记载：
    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通达其语言文字，方可直接解读第一手资料，避免迻译之误、间接之患。与此同时，方有可能详细地占有可靠的资料。乾嘉学派对考据学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但陈寅恪以贯通中西之学，棋高一筹。他曾举例指出：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通晓各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可以对各国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源流枝蔓进行深入的考察，对某一系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传播进行直接的研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比较研究就有了先决条件。学者一旦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就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使学术视野异常开阔，学术眼光十分高远。陈寅恪正是以其卓越的才识、深厚的功力，驾驭多种语言文字，藉以治学，左右逢源；用以比较，游刃有余。因而其学术创获，超过前人，高于同侪，也使后来者视为畏途：
    先生运用多种语言进行语文考证之例在其著述中屡见。例如在考证《蒙古源流》一书时， 他用满文、 蒙文、 中文相互印证， 考证出Temegetu为榆林，Turmegei为灵洲，与Derssekai和Deresgai等名， 同属一地， 因而辩证了施密德（Isaac JacobSchmidt ）蒙文译本将Turmegei和Temegetu误为一处的错误。
    先生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使他在考据学上远远超出乾嘉诸老，辩证了不少前人的错误。例如，他指出天台宗智者大师误“悉檀”之“檀”为“檀施”之“檀”，因而将“悉檀”释为“遍施众生”。而不知“悉檀”是梵文Siddhanta的对音，其字从语根Sidh 衍出，意为宗、理；而“檀施”之“檀”为Danna的对音，其字从语根Da衍出， 两者绝无关系（注：《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陈寅恪治学，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代乾嘉学派治经之术，实汇集中西治学之道于一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寅恪治学之利器是比较语言学，其所善之事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他的研究实践表明：越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宏观研究，越能揭露历史文化的真实，洞察历史文化的真相，把握历史文化的规律。语言文字提供了这一多角度、全方位宏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虽为学者研究之关隘，实达真理彼岸之通途。陈寅恪直接研究文化本原的心得诚属治学的不二法门，其匠心独运、金针度人之功，虽历千秋，亦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