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知道，近代中英贸易与鸦片贸易密切相关，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到1917年根据中英协议停止鸦片输华为止，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达140多年。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同时也使英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究竟是什么动机驱使英国鸦片商人、政府不顾廉耻，无视道德而用暴力推动这种众目昭彰的毒品倾销呢？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关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论著在涉及鸦片贸易的原因时，仅仅把它同英国力图扭转不利的对华贸易逆差联系起来，似乎贸易顺差才反映有贸易收入；还有的观点认为支配鸦片贸易的思想是欧洲殖民政策的重商主义敛财观。显然，这些认识还需要更新和发展。因为英国对华输出鸦片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和改变英中贸易的逆差；重商主义思想在18-19世纪的欧洲早已过时，影响人们经济观念的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思想背景下，英国从事鸦片贸易绝不单纯是为了改变表面上的英中贸易差额，而是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得到多方面的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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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近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5-16世纪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已经落伍。在思想界日益被风行欧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压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出发，批判了那种“把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混为一谈”[①]，只有金银货币才代表财富的错误观念。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②]，从而开拓了人们对财认识的视野，丰富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观。从这些思想出发，他们进一步阐明通过对外贸易人们可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可以扩大市场；调节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互通有无，调剂商品余额；满足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等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魁奈强调：“不要被同外国相互贸易所取得的表面利益所欺骗，只以货币数额的顺差来判断，而不考察出卖商品和买进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③]。在这些全新的思想盛行时期，很难想象英国人会因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华贸易实际收入的表面逆差而烦恼不安，表面上的贸易差额不等于贸易中的实际利润。
    从历史上看，近代号称世界第一贸易强国的英国，在19世纪贸易虽没留下对外贸易经常保持顺差的记录。[④]但谁也无法否认海外贸易对英国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强国地位巩固的巨大影响。英国从亚洲、南北美洲等地大量输入原料和初级消费品。向欧洲、亚洲、美洲源源不断地输出工业产品。对外贸易的繁荣使英国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英格兰成为“世界工厂”。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新的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如此，对外贸易本身还带动和促进了英国非贸易收入的明显增加，使其贸易业务、劳务、航运业、保险业和海外投资事业不断扩大。19世纪，英国的非贸易收入不仅与贸逆差相抵有余，而且国际收支盈余年年增长[⑤]。
    应该承认，英国人对外贸易逆差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在缺乏优势商品时，他们也善于利用转口贸易增加收入、补偿差额。19世纪以前，英国的大部分主要产品无论在质量、种类、价格上都还无法与东方产品竞争。在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1699年-1794年，英国直接出口商品的价值一般只是进口商品价值的80%。[⑥]尽管如此，英国商人仍然想方设法地利用转口贸易来谋利。他们从印度、中国、西印度群岛、南北美洲购进烟草、咖啡、棉花、丝绸、砂糖、染料、茶叶、生丝、胡椒、棉花等产品，再用数倍于进价的价格在欧洲其他国家市场上倒卖，从中赚取了大利。当时几乎没有一种在欧洲市场上畅销的商品不经英国商人染指。转口贸易使18世纪的英国全部出口、再出口额超过进口，使19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也减少了逆差。不过，当时的英国商人并不是仅为减少逆差而增加再出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出口增收。
    从中英贸易来看，19世纪初以前英国的正常商品对中国人还缺乏吸引力，中国的丝茶却深受英国人喜爱，十分畅销。1781-1793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商品是16，871，592元；而同期中国对英出口中仅茶叶就达到了96，267，832元。[⑦]大量的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可是，当时英国对华贸易上的巨大入超并没有使英商畏葸止步，相反，他们却宁肯把这种表面上“亏本”的生意坚持做下去，这倒不全是英国人离不开对中国茶叶的嗜好。而是经营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仅从事茶叶贸易的利润就可以弥补英国购买中国商品的一切费用，而且每年还可以有40，100万镑的盈余。[⑧]由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帐簿上总是保持着赢利，所以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巴曾承认英国输往东方的财宝完全可以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东方产品予以再出口来弥补。[⑨]虽然中英贸易中，英国对华正常贸易是逆差的。但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收支帐却不是逆差的。所以它用不着担心血本无归，而更关心的是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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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英国鸦片商人、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从鸦片的贩卖、生产、专卖和税收中发了大财。由于鸦片贸易利润高涨，“使得人们在这种交易中都沉醉了”，“加尔各达大多数商号均从事这种贸易，在印度西部，从事这种贸易的商家数和资本额与东部相埒”。[⑩]1773年和1779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孟加拉的鸦片专卖和生产上的垄断权，从此它成为鸦片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的组织者与总管。这些鸦片的80%都运往中国。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收购罂粟汁，生产和专卖鸦片的每箱成本是300-350卢比，拍卖的价格是400-3000卢比，其中的利率最高竟达900%。[11]英属孟加拉政府也从中分肥，它按鸦片成本的300%收税，每年可得利税100万镑以上。19世纪最初10年，鸦片税收占孟加拉政府税收比重的8%，10年后增加到12%[12]，从此它成为英印政府除土地税、盐税之外最主要的税收之一。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将以“国内开支”[13]的名义汇回英国，使英国本土也成为鸦片利润的重要受益者。